一位惯于“惹是生非”的太学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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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在大宋国运岌岌可危的巨变时代,有两位知识分子出身的政治人物,一先一后登上了历史舞台。

这两人身上有太多的相似之处,同时也有太多的不同之处。他们在猝然而来的宋金战争中,被命运所选择,介入了当时的国家大政,或长或短地影响了大宋国策和历史的走向,从而留下了显赫的名声。

其中一位,是本书要讲的主人公——李纲。

另一个,就是众所周知的大奸臣秦桧。

这两个人的生命轨迹,在早期有颇多重合之处。

他们生于同一时代。李纲是宋神宗元丰六年生人,秦桧小李纲七岁,是宋哲宗元祐五年生人。按照当今十年为一代的划分法,他们算是同一年代人,都是在王安石变法失败后的大动荡中成长起来的。他们都是仕宦子弟。所不同的是,李纲出身于高官家庭,父亲李夔是龙图阁待制,相当于皇帝的文化顾问;而秦桧之父秦敏学,则只做到了知县一级。

他们在年轻时都是出类拔萃的优秀生。李纲幼年时即有大志,勤学苦读。十多岁时,其才学已名动州县,二十二岁入太学(国子监),是那时国立最高学府的“本科生”。二十九岁考中进士,有幸得到徽宗的再三眷顾,名次从乙科特别提升至甲科。

秦桧也是当时的青年精英,曾在太学“游学”。他博闻强记,擅写文章,尤其长于办理俗务,当时太学同学们凡有郊游活动,都委托他一手操办、里外奔跑,因此获得了“秦长脚”的美名。他二十五岁时进士及第,此后步入仕途。

他们都曾经是大变动时期宋朝的宰执大臣,也就是宰相,以自己的意志和种种努力,影响了大宋的对金战略。

他们同时也有泾渭分明的不同之处,一清一浊,一白一黑,迥然不同。一个博得了千秋美誉,一个则留下了万世骂名。

李纲为相仅仅七十七天,后被贬,辗转于途近三年,一度被流放到山遥水远的海南,所幸很快遇赦,但到底未能完成抗金复土的大志,郁郁而终。

秦桧则要“幸运”得多,当了宰相之后,专国十八年。他的执政理念与后来宋高宗的意图完全一致,决定了宋金战争之后,“南宋”百余年委曲求全的命运。

李纲与秦桧两人,一个,以文士之身,亲自上阵部署,拒强敌于城下,是个唯愿以死报国的热血汉子;一个,以宰执之尊,却处处破坏抗战,谋害抗金名将岳飞,是个令人不齿的巨奸大恶。

这些区别,就是人性在历史考验中的善恶分野,是知识分子官员在品德上的两极分化。

盖棺论定,青史有判,鱼龙终究不可能混杂。

一个正直人士在生前的不幸,是由千秋万代人们的赞美来做补偿的。

一个奸佞小人在生前的侥幸得意,则是以臭名昭著、子孙蒙羞的身后定评来作为惩罚的。

清者自清,浊者自浊。对于宁愿让子孙也跟着挨骂的恶人,善意的劝诫是没有用的。只有世世代代的读书识字者,以白纸黑字的利剑,将他永远在历史的耻辱柱上钉死。

本书在此以前的部分,就是李纲在出场之前的大背景。之所以说了那么多,是因为其中的曲折、原委,如果不讲清楚,我们就很难对李纲的历史作用作出恰当的评估。

从下面起,我们就专门来说说李纲——这个曾经挽救过大宋王朝的传奇人物。

李纲(1083-1140),字伯纪,号梁溪居士。祖籍邵武(今属福建),从祖父一代起,迁居无锡。无锡有一条河叫梁溪,李纲便将此溪名做了自己的号,大家都习惯叫他“梁溪先生”。

李纲的家世很有来头,系出自唐朝的宗室。他们家的老祖宗,在唐时因宗室身份出任过建州(今福建建瓯)刺史,因此家族从那时起就定居在福建。

在研究李纲身世的过程中,我发现,李纲在史籍的记录上虽是名声很好的“主战派”大臣,但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完人。

首先,很可能他一辈子过的都是奢华的生活。李纲祖先地位隆宠,父亲李夔是皇帝的近臣,他本人在三十岁后又多年在朝为官。宋代的官员,待遇之厚为历朝之最,李纲的出身和地位决定了他一生不缺乏锦衣玉食。据一些野史笔记上载,即便他后来遭贬后,家中财富也甚多,拿出来赠送朋友的珠宝,一出手数量就大得惊人。

其次,曾经有人说他在政治上有污点,是蔡京的儿子蔡攸一党(笔者注:此说不确)。

但是,这些问题即便是有,也不能掩盖他在宣和、靖康年间挺身抗金的大节。

兵临城下之时,一个出身高贵的知识分子官员,没有袖手,决不逃命,以文人身份亲历战阵,部署杀敌,这样的壮举,足以使他当得起“民族英雄”的称号。

1931年,日军发动“九一八”事变,侵占我东三省。当时的中国政府软弱无能,一味忍让。而民间则抗日情绪高涨,知识界中也弥漫着杀敌报国的豪气。1935年,上海“汗血书店”出了一套《民族英雄评传》丛书,其中的第六集,书名为《抗金护宋的民族英雄李纲》(成亚光著)。书中对李纲评价极高,称其“保家卫国的精神与功绩,甚至要超过岳飞和韩世忠”。

作者说,假如宋朝当时没有李纲,那就连半壁江山都要保不住了。因此,李纲坚决抗战的决心和事迹,可说是“贯日月、泣鬼神”!民国的那些年,并不像当今某些学者所渲染的那样,是自由主义的宁静乐土。那是一个“国土一天天沦丧”的危难时代,整个中国,哪儿都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。因此,该书作者疾呼:愿自己写的这本小册子,“能鼓舞第二李纲的崛起,来挽救这汪洋大海中的破舟”。——国有大难,必出英雄!

对李纲一生的总体评价,以“民族英雄”而论,大抵不错。这一点,恐怕只有身处危局的人们才有更深刻的感受吧。

李纲的家乡无锡,是锦绣江南之地。当年李纲的祖父退休,在还乡时途经这里,为太湖的烟波浩渺所陶醉,遂起意在此安度晚年。无锡山水,素有“吴山青,越山青”的那种空灵,李纲在此生长,自幼也就有着一份剔透明澈的聪慧,少年时胸有大志,学业精进。

十九岁那年,母亲吴氏去世。李纲是孝顺之子,在为母守丧的三年中,他结庐在母亲坟茔旁,清心寡欲,手抄了《妙法莲华经》七卷,放在母亲的棺木中。据说,在此期间还在墓地周围栽下了松柏数十万棵。

李纲完成启蒙学业后,先后入了县学和州学,成绩一直优异,每次考试总能名列前茅。到二十二岁时,由州学推荐,进了京师的太学,名次是当年的第一。这个荣誉,他的父亲曾获得过,后来李纲有个堂弟也获得过。

一门三个太学榜首,史书上说:如此盛事,“时人荣之”。

就在这一年,李纲娶了襄阳人张氏为妻。张氏也是官宦人家出身。李纲的老岳父张根,官居秘阁修撰。

从崇宁五年起,夫人为他一连生了三个儿子,即长子李仪之、次子李宗之和三子李集之。

李纲入了太学后如鱼得水,学业更加精进。第二年成为“进士预贡”,具有了考贡士的预备生资格。

第四年,因父亲升职,按照古代官场规矩,李纲获得了候补“将仕郎”的官职。这是一个最低品级的文散官,无具体职务,是专门赏给还没考中进士的官员子弟的。

第五年,他参加“国学贡士”考试,又得了个第一。这年春天,他已经具备了考进士的资格,但是突然听说家中有亲丧,于是决定不参加考试。有朋友写信给他说,那不过是不确切的消息,劝他还是参加春季的考试,中了进士,也好安慰尊亲。李纲是个大孝子,坚决不干,宁可错失了这次机会。这一年,他被正式授予“将仕郎”和真州(今江苏仪征)司法参军的职衔。

从上面这个履历来看,李纲也就是一个走了“学而优则仕”的官宦子弟,似乎看不出他后来会有那么大的勇气。

他少年时的一次经历,在这里必须一提。他父亲早年在延安为官时,李纲才十四岁。当时有西夏人来攻,围城甚急。李纲的父亲组织城防,万分紧张。小小年纪的李纲那时就有胆量骑着马,时时在城墙上绕城巡逻,无所畏惧。父亲对国家的忠诚和对敌寇的蔑视,给了小李纲以深刻影响。

——良好正派的家教,就是英雄的摇篮,不管这个家是华贵之所还是贫寒之屋。

在太学就读的日子,是李纲仕宦生涯中的一个重要基石。开封城内蔡河湾南岸的这所森严学府,在李纲踏入仕途之前,就锻造了他刚正不阿的为官理念。

宋朝是个重文抑武的朝代。宋代的太学规模甚为了得。这所当时世界上罕见的人文学院座北朝南,气象恢宏,共有一千八百七十多间大小屋宇。院内有亭园射圃,供太学生门练习射箭,触目皆是庭树森森、花木繁盛。

从全国各州县推荐上来的优秀学生,就在这里潜心攻读,学生人数常年保持在三千八百多名左右;再加上行政官吏、教师、工役,整个学院的人数总计当在四千人以上。

这里是全国读书人无限向往的深造之地,典籍丰富,浩如烟海,教师也都是一时之选。太学生只要经过几次考试,朝廷就可正式授官,所以人们也把太学叫做“储材之地”。

李纲赴太学就读之日,正是风华正茂的年纪,一路水陆兼程,心潮难平。船一过尉氏县,远远就眺见汴京城楼高耸天际,端的是人间天上。进入东水门后,只见一座百万人口的繁华之都矗立眼前……年轻的李纲饱读诗书,心怀天下,从此就要从太学的亭亭柏荫下,走上修身治国的坦荡大道了。想到此处,他怎能不心事浩茫!

入学之时,朝中正是蔡京当道,朝政糜烂如江河日下。一路所见,太湖采石所的官船,高挂“应奉局花石纲”的皇家大旗,十多艘一队,在水路上横冲直撞。

沿途百姓不堪搜刮,怨声载道,都说国家将要败在这伙奸贼手里了!

民间疾苦深深震撼了从深宅大院里走出的年轻的李纲。他不禁浩叹:人间何世,百姓何辜,要遭这刮骨剔肉的残酷盘剥?

李纲是精英教育熏陶出来的学子,坚信儒家真理。古来孔子讲“求仁”,孟子讲“民本”,可是眼前的景象,哪里有一点仁义和爱民可言?他搞不懂,难道真理就是写在纸上来哄老百姓的?

在太学里,人也是物以类聚的。李纲结识了同学李彪、陈朝老等人,彼此情投意合,如同手足。他们目睹奸臣弄权,朝政腐败,都压不住心头的一股怒气。几个人聚在一起,免不了要慷慨陈词,指斥时弊。

李彪这个人,入太学已有些年头了,因为敢言而触怒了学官,同时又无强势人物做后台,因此迟迟得不到授官。同年的学子,到了“释褐”(脱下布衣、换上官袍。意为毕业)之时,大多都顺利进入官场,混得风生水起。而他,则一直伴着真理的化身——孔老夫子的塑像吃冷猪头肉。

越是郁闷,他越是要说!

借酒浇愁之时,他总要破口大骂:大小官吏只知争权,宦官阉人只知残民,朝廷只知敲骨吸髓,还让百姓活不活了?

除了骂以外,李彪还将所见所闻种种,写成了一道奏疏草稿,全面抨击当朝执政的弊病,准备有机会上奏给皇帝。

学官们对李彪的大逆不道早已很不耐烦,经常派人去监听。这日李彪骂得太狠了,太学当局认为不能再容忍,便将情况密报给了蔡京。蔡京大怒,说:太学本是弘扬朝廷教化之地,有如此悖逆,还要太学做什么?于是下令将李彪逮入监狱究治。

太学当局杀了鸡,但是却没吓住众多不满的猴。李彪被逮后,又有陈朝老奋身而起,上书皇帝,说皇帝五次任命宰相都所用非人。当朝大佬只知贪婪跋扈,坏事做绝,天下万民恨不能食其肉、寝其皮!太学生就是未来的官员,是国家的栋梁,老是这么闹,着实堪忧。

这日,徽宗、皇太子赵恒和蔡京正在殿上商议,如何打压太学里的这股逆流,内侍又递上来一个东西,是太学生邓肃进呈的政治讽刺诗十首。

徽宗看罢,心里有气,半晌不语。

蔡京在旁趁机奏道:“邓肃以诗讥讽朝政,还敢公然上呈,应予严处。如不杀,有人将更肆无忌惮,浮言谤语,将扰乱天下而不可收拾。”

宋代没有杀大臣的先例,更别说杀太学生。徽宗虽然觉得蔡京说得有理,但权衡再三,还是不敢开这个恶例。于是下令将邓肃除籍,遣返回乡,交给州县严加管束。

十天后,太学将邓肃开除遣返。临别的那天,李纲一直把他送到东水门外,执手洒泪而别。

几番整肃,太学里的刺头给收拾得差不多了,当局终于落得耳根清静。

古代的昏庸之主,有一个习惯性思维:以为人家不说了,问题就没有了;所以他们不怕腐败弊政能亡国,而只怕人们发牢骚。

高压之下,太学生们的表现是两种情况:一种是花天酒地,无心向学,一天到晚去干谒权贵,为自己毕业后谋个好出路;另一种就是埋头苦读,从读书中寻求解脱。学院当局也抓紧了课程,想以沉重的学业来压制思想自由。

太学的课程,后来发展到十天一小考,每月一中考,三月一大考。考得你焦头烂额。当局还出一些拍皇帝马屁的题目,比如《喜见黄河清》、《天下太平赋》、《鹤瑞呈祥诗》等,让学生们写诗做赋。实质上,考试教育就是精神奴役,学校里没命地举行考试,就是为了磨掉学生们的锐气——几年考下来,你就是烈马也能给驯服了。

这种吹牛文章,李纲不愿意做,即便是写些言不由衷的话,他也感到是种耻辱。于是常常一下笔就离题万里,写成讽刺文章了。太学官员对李纲的这种不驯服也是大为头疼,多次讨论如何处置这个刺头:从出身看,这是一个典型的高官子弟,但从言行看,又分明是个异端分子,不向学校当局靠拢,专和闹事者同气相求,专看异端的书,专写异端文章,显然不堪造就。

有人提议,找个借口将李纲除籍算了,但大家想想,又抓不到明显的把柄。讨论来讨论去,也只有听之任之。

李纲这位“愤怒青年”为自己的叛逆行为付出了代价,足足在太学消磨了七年大好时光。到最后,太学当局实在是烦了,恰好李纲这时也中了进士,他们才松了口气,赶紧送走这尊瘟神。

跨出学院大门,李纲已经二十九岁了,即便在今天,这也算是超龄学生了。

消磨了的光阴固然可惜,但这也磨炼了他的意志,此后他在仕途上的所作所为,始终都有一个“叛逆太学生”的影子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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