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仕途的上升期因讲话而被贬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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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个人的仕途走得如何,往往由三个因素所决定:一是天分,二是志向,三是性格。在这三样中,李纲前两样都没有问题,尤其是“治国平天下”的志向,直接导致他后来在历史舞台上,演出了一场惊天大戏。

值得一说的是他的性格,他敢说真话,不平则鸣。这其实是一种对政治负责的态度。可是古代的皇权统治,容不下认真负责的人。你一认真,皇帝就不免要露出没穿衣服的窘态来。所以,不仅皇帝喜欢装聋作哑的人,整个官场机制也在淘汰着对政治认真的人。

李纲的出身与学历,足可保他高官厚禄一辈子,他只要不说话,就一切平安。可他的思路是:既然国家高薪养士,就要对得起这份俸禄。看见了国家的弊病而不说,是做臣子的最大不忠。

这种性格,在皇权政治的混沌状态下,就显得太清醒了。一般执政的君臣都喜欢混沌(混沌了才容易做坏事),他们容不下讲真话的人。即便在同一利益集团里,爱讲真话的人也往往要被自己的同僚排挤,这就是历史上“自己人整自己人”现象的根源。因此,李纲的仕途坎坷,也就在预料之中了。

其实,徽宗一开始倒还没把李纲当外人,对他青睐有加。李纲考中了进士乙科以后,据史料记载,发榜之日,皇帝“顾问再三”,也就是关照了三次,特旨升为甲等。这大概是徽宗有照顾近臣子弟的意思。

紧接着就授予了李纲官职,让他当了承务郎、镇江教授。“承务郎”的职务相当于校书郎,是一个表示俸禄等级的衔;“教授”才是实际职务,是州学或者县学的主管官员。

此后,李纲的仕途呈缓缓上升之势,徽宗对他似乎也很满意。如果按正常趋势发展的话,李纲在后来当一个十几年的太平宰相,也不是不可能的。

可是有两件事使得他的一生注定了不平静:一是金军入侵,二是他太敢说话。

在镇江督学的两年,似乎是他仕宦生涯中最为惬意的时刻。他把老父亲接到身边奉养,沉醉于山川秀丽之中。这情形有诗为证:“山川富佳致,足以为亲娱。”(李纲《谒告迎奉诗》)此后的五年间,李纲的官阶不断在升,先是奉召回朝,做了“国子正”(国子监的职员),后又短暂地担任过监察御史,到政和八年,做到了太常少卿。

太常寺,是主管礼乐的国家机关;少卿是副长官。拿到现在来说,是副部级的职务。可以说,李纲只用了五年工夫,就进入了帝国中枢机构的上层。

这期间,有一次李纲与他的父亲恰巧于同一天被徽宗召见。徽宗注视李纲良久,慨叹道:“你父子同日赴朝,是士大夫的荣耀啊!”监察御史是“言职”,也就是负责纠风、提意见的官儿。李纲担任这个职务后,接连提了几条意见,就內侍(宦官)外派的问题、宰相喜欢任用幕僚的问题提出了批评。徽宗见他说话太冲,赶紧罢了他的言职,让他干别的去了。

这是他在政坛上初试啼声,一切后面的大波澜,现在暂时还看不到苗头。可是,也许他心里已经有预感。在这段时间里,他在一首诗里写道:

契阔离亲宁素愿,

迂愚报国只丹心。

远游自是男儿事,

更把《离骚》细细寻。(《吴江五首》)

像屈原那样忠诚,又像屈原那样被谗,这的确就是他未来仕途的不幸命运。

宣和元年,京师忽发大水,城西一带淹得渺漫如江湖。灾情严重,导致漕运不通。徽宗慌了,下诏令群臣献策。众人皆不敢言,唯有李纲敢说真话。

他上奏说:灾害不是没来由的,必有其发生的原因;防灾虽然不易,但也必有消灾之策。李纲分析,这次水灾是因为京西水利长年失修,致使遇雨成潦,河水溢出,灌入京城。他认为,水利失修不单是个技术问题,而且是个政治问题。当朝大佬不思国政,只知搬运花木竹石以取悦皇上,结怨民间,因此才引来了天灾。

那么如何治灾呢?他提出,要“畏天威,固民心,守士用,严守卫”。

这篇著名的奏疏,题目叫做《论水便宜六事奏状》,当头棒喝在朝的君臣:水灾问题是个政治问题。要想救灾的话,那些劳民伤财的花石纲,能省就应该省;各地凡是受灾的,秋租应一并豁免;“水过之后,安置居民,借贷赈济,务令复业,无使失所”。总之要安抚好老百姓。

对于玩忽职守的“水官”,李纲则提出,要“诛水官之不胜任者,以正典刑。”

那时的当朝宰执是蔡京。李纲这道奏疏一上,得罪的当然是蔡大人。徽宗的大部分意志已被蔡大人所左右。所以李纲提的这个意见,等于一头撞在了铜墙铁壁上。

宋朝的高层政治运作,承袭的是唐制,国家大事由三省和枢密院(相当于国防部)议定,报皇帝批准;再由中书省出旨,门下省办理。中书省和门下省如果认为皇帝的旨意有不妥的,可以驳回。圣旨下后,允许侍从大臣评论得失,也允许台谏官员提出反对意见。

这种最高行政层面上的相互制约,是皇权体制为保持高度清醒的自我纠错机制,也是避免独裁政治蜕化为昏庸政治的一道底线。但是在蔡京执政期间,这套法度完全被破坏。圣旨往往由蔡京亲拟,徽宗御笔抄出发下,谓之“御笔手诏”,门下省必须照此办理,否则就以违制论处。

这样一来,原来的制衡程序就成了一纸空文,蔡京的个人意志畅通无阻。即便是一个好人,在这种“无障碍政治体制”中也会犯大错,更何况是奸臣执政?

果然,李纲的论水奏疏一上,马上有御笔诏书下来,说“所论不当”,要求把李纲交吏部贬为税监。前后连贬两次,最后贬到南剑州沙县(在今福建)当税监去了。

多年以后,徽宗皇帝退位,在南行道上遇到李纲,谈起了此事,不由道出了实情:“想当时宰执中,有不喜公者。”

李纲这次崭露头角,虽遭贬责,但一时声誉满京华,人称“此为凤鸣朝阳之举”。后来钦宗皇帝即位后,召见李纲,也谈到了这事,赞赏道:“你先前的论水奏章,朕在当太子时见到,至今犹能诵忆,曾为之赋诗‘秋来一凤向南飞’之句。”

当时,老父亲李夔得知儿子被贬往边远地区,并未忧心,反而写信教诲说:“进退出处,士大夫之常,你须自爱,勿以老夫为念也。”李纲是因直言得罪,心底无私,所以遭贬后也并没垂头丧气,赴贬所途中,心情还不错。从江南入闽,游览了武夷山,在山中乘小舟泛九曲溪,遍访山中道士,流连忘返,写了差不多五十首纪游诗。到当年的年底才到任。

从这一批纪游诗看,他的兴致很高,治国安邦的抱负一点未减。仔细品味,大有深意——

一夜武夷三尺雪,岩壑无声闻竹折。

云峰烟岫望都迷,玉树瑶林寒更发。

山中道士毛骨奇,劝我留宿山前斋。

轻裘冒雪非得已,仙赏更待他年来。

(《宿栖真馆夜雪大作诘旦遂行》)

不过,他年再来悠哉游哉地赏雪,这个心愿,李纲在此后一生中恐怕是无法实现了,时局之变,很快就要打破大宋太平君臣的清梦,李纲也将在血与火中奔突一生。武夷夜雪的心情,只能常留梦中而已。

在沙县的一年多小税官生活,李纲似乎过得有滋有味,写下了三百多首古诗和律诗,几乎是无日不诗了。从这段时间的吟唱来看他的行止,大多为探幽访古、赏月看云,是一派寥阔的心情,全没有失意文人的抑郁不平。

其中有诗云:“一叶轻舠漾碧流,却怜舟子解操舟。急滩乱石疑难渡,短楫轻橈反自由。”(《自建阳泛舟至建安》)

如今远离了旋涡中心,外放边地,心灵反而获得了莫大的自由。在沙县的诗作,看得出他平日唱和多、交游多,生活颇不寂寞。这一段时间看的书、想的古今事也特别多。他尤其追慕放逸山水间的陶渊明,不仅步陶诗之韵和了二十六首诗,还专门写了一首《桃源行》诗。

到了沙县的第二年,他的一个堂弟考入了太学,名次较高;弟弟李纶也进入了“乡选”,科举前途有望。李纲是儒家思想熏陶出来的精英,为此颇感欣慰,有诗云:“吾家世儒业,教子惟一经。迩来四十载,父子三成名。”

第三年,李纲游历山水的边地生活结束了,经过考核,转为“宣教郎”。这一年,父亲李夔为避方腊之乱,从锡山到了海陵。李纲乘船从长江来到海陵,父子终于团聚。当年的闰五月,父子俩回到了锡山。老爷子不幸感染疾病,卧床二十七日,终于一病不起。死后,徽宗有旨赠太师衔、追封卫国公,身后相当荣耀。

此后是三年漫长的守丧期,李纲度过了人生关键的不惑之年。这时候,他才深感命途坎坷,内心不胜忧伤,竟至停笔不再作诗。直至守丧将要期满,才渐理笔墨,又一气做了数十篇。

“渺渺波涛淅淅风,此身忽在大江东。浮家泛宅云烟里,思古伤今图史中。”这就是他当时的心境。

家愁,国难(方腊之乱),交相咬啮着他的心。年华渐老,功业成空,他又怎能不叹“抱膝空为《梁父吟》”!

李纲痛感当局昏庸、国事日非,渐渐萌生了退意,在梁溪河畔营造了一座庭院,想要归隐故乡了。

在守庐墓的三年期间,在无锡惠山北面的湛岘山麓,他亲手种下了松柏无数,郁郁葱葱,漫山遍野,以至后人将湛岘山称为“大松坡”。松柏劲节,直如其人。

都说是人间世道,万年如斯。难道,代代正人君子注定就是这种孤寂的命运吗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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