明知是火坑也得跳进去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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贼马既退,道君太上皇还宫。这一时期的大宋朝廷,洋溢着难得的祥和气氛。然而,“贼”是怎么退的?人家还会不会再来?就没有人费脑筋去想了。

大臣们在忙些什么呢?意识形态建设。大伙都在建议立东宫、开讲筵、斥王安石、置《春秋》博士,等等。

台谏方面所议论的也不过是批判蔡京、王黼之党,人事清理无休无止,尽显出中国古代一贯的政治特色。至于防边御寇之策,反而置之不问。

李纲私底下非常担忧,但现在谁还想听“乌鸦嘴”嚷嚷着居安思危呢?国情如此,一个人、两个人是没有法子扭转的。李纲现在能说了算的,就是他这个“国防部长”本职内的工作。他与同僚许翰拟出了一份调发防秋之兵的报告。

宋朝自开国以来虽然崇文抑武,但是民间尚武风气相当盛行,这与我们后人的想象大不一样。当时各州县都有自发的民兵社团,比如“弓箭社”、“刀弩手”之类。此外还有保甲武装,即基层有组织的民兵。李纲准备把这批力量利用起来,防备秋凉马肥时金军可能的骚扰。这些民间武装力量在河北、河东和陕西一带,共有二十万人。李纲拟把他们派到要害之地,作为辅助防御力量,这样对金人也能起到威慑的作用。

这个建议实际上完全可行。但是交给宰执一讨论,有人说“不须如此”,于是就搁置在那儿了。

李纲又请示,请准许监察御史以上的朝官和在外的监司、郡守、帅臣,各自推荐在用武方面有智略的官员,由枢密院登记姓名,量材录用。这一条,钦宗批准执行了。

李纲还上奏道:目前在京步军有十余万,都隶属于“三衙”(中央军事机构),近年不复操练,士卒骄惰。一旦有事用之,才临时派将佐统领,兵将互不相识,难以打胜仗。李纲提议,应由枢密院选派官员,对在京军人进行训练,编练成固定的队伍,以备战时使用。这一条,起初钦宗批准了,但是殿帅王宗濋等人不高兴。他们认为,兵是归他们管的,现在要交给国防部来管,不是乱了套么,实在有违祖宗制度。国舅说话自有份量,钦宗于是下诏,此举不再实行。李纲接旨后,窃叹:“事之难成也!”

这是典型的中国古代官场特色:一人有热情,众人泼凉水,至于国家是否受益,没人管了。

不久,少宰吴敏又建议,应设置一个“详议司”,专门检查祖宗法制及近年弊政,凡是应当改革者就逐步实行改革。钦宗一开始也是答应,有诏让李纲、徐处仁、吴敏为提举官,负责这件事。工作刚刚开展没两天,耿南仲便提出异议,一直把这事给搅黄了为止。

吴敏气得上表请求辞官,皇帝又不答应。李纲看不过去,上奏道:“陛下即位于国家艰难之时,应该刷新朝政以慰天下之望。而朝廷懈怠,一日复一日,未闻有所变革,近欲置详议司讨论改革,忽而又罢之。如今边防诸事也很粗疏,物资供应都不能保障。臣以为,对当前爵禄过滥、花费国家财产太多者,应稍加裁抑之,以足国用。此事乃为政事之先。”

钦宗被李纲说动,让李纲把改革建议一条一条写来看。李纲于是奏上三十余事,其内容,最主要的有两项:裁减节度使和改革三省吏治。节度使这一职务本来是大宋初期优待开国勋臣的,俸禄特厚。因当时人数较少,这项支出也不多。但如今因为血缘、亲戚关系得到这个官职的一年比一年多,国家不堪负担。李纲建议:今后除有边功者外,都应该换授普通官职,以抑其滥。

另一项改革建议是关于三省堂吏的转正问题。开国之初,吏转官只到正郎职务为止,后来渐渐可以转至中奉大夫了。李纲建议,今宜复祖宗之制。

对李纲的这些建议,钦宗都非常同意,下诏交给三省去办理。殊不知,李纲的这个“改革建言三十条”可不是一般的建议,拿今天的话说,是触及了改革的深层问题,触犯了一大批既得利益者。来自反对派的反击相当的冠冕堂皇。没过几天,在京城的通衢大道上,忽然有人贴出公告,白纸黑字写着:“知枢密院事李纲奏请裁减以下各项官职……”同时又在东华门贴出公告,说:守御使司给诸军的“卸甲钱”(慰劳费)多寡不均,皇上特批再补充下发一笔。

李纲闻之,惊骇莫名。这第一个公告泄露了朝政机密,等于让他成了众矢之的。第二个公告就更是扯蛋,因为守御使司还没开始发放卸甲钱呢!李纲连忙去打听内幕消息,原来是宰执中有人密告皇上说,李纲太得京城军民之心了,怕有所不测,因此用这个方法离间之。李纲大为忧惧,心想这一来,自己怕是连怎么死的都不知道了!他正想乞求罢官时,刚好守御使司申请补进“武副尉”(武官职名)二人,上报了一个申请报告,皇上批出的批语里竟有“作福作威,大臣专权,断不可长”之语。

这不是明明白白有所指么?皇帝变脸怎么会这么快?

李纲更加惶惧,立刻在钦宗面前申辩道:“臣在担任亲征行营及守御使司之初,得旨一切可以便宜行事,还发给我空白名告、敕、帖等三千余张,用以奖赏有功将士。自置司以来,仅用了三十一张而已。现在呈报的这二人,乃是携带御前蜡书至太原的士卒,当时臣与他们有约,只要拿到太原方面的回报就给他们授官,所以今以空名帖给他们授官,并奏闻陛下,乃遵上旨,非专权也。臣处于孤危之地,为人所中伤者不可能只有这一次,因此愿免去现任职务,乞归田里。”

钦宗当然无话可说。他实际上是使了一手极其拙劣的“驭下术”,就是忽然变脸,让臣下摸不着头脑,从而知道上司的厉害。一般的低能领导或者自信心不足的上司,特别喜欢用此法。

但李纲是什么人?刚刚千军万马里拯救过大宋国运的功臣,怎么能吃这一套?于是,就开门见山去问个究竟。

钦宗只好温颜慰谕,说:“偶批及此,非有他意。”

笑话!皇帝做批示,能不过脑子么?李纲解不开心里的疙瘩,遂退居定力院(官员休闲沐浴场所),写了札子递上,待罪乞去。又是接连上了十余道辞职表章,皇上皆批答不允,还派了宦官来请上朝。

李纲见求去不成,索性径自乘船出了通津门,想就这样一走了之。钦宗知道这事闹大了,连忙派宦官去追,要求务必把他宣回。宦官们好不容易追上李纲,挽舟入城。等送到了家,又从外面把门锁上——看你还往哪里走!

翌日,李纲见了钦宗,像教训子弟一样,发了一通牢骚:“人主(皇帝)之用人,疑则当勿任,任则当勿疑。而大臣以道事君(根据原则伺候皇帝),不可则止(不行就拉倒)。今陛下惑于人言,于臣不得无疑(我既没法消除您的猜疑),又不令臣得去(又不让我离去),不知此何也?”

钦宗没有正面回答,只是对李纲“安慰久之”。

其实,这里提出的问题可以命名为“李纲困惑”。这个荒谬现象,是自古官场、职场中的下级人员总也消除不了的最大困惑。所谓“用人不疑,疑人不用”,从来就是领导兑现不了的漂亮话。凡是信誓旦旦说出这话的上级,对下级十有八九是“边用边疑”。你要是干得一般,还不至于有大碍;要是干得出色,抢了领导风头,那“疑”就更大了——疑你不忠、疑你另有企图、疑你有颠覆倾向……甚至,瞪着眼睛怀疑你能力低下!

李纲很清楚这些,当然感到很受伤。自此多告病在家,每日都想求去,只是未能遂心愿。

——能把一个人的满腔热情化为心灰意懒,这样的机制,大概只是我们这里才有。

我们再来看大宋的外部情况,和平局面并没有延续多久。自靖康元年五月起,很意外地,西线狼烟又起。原来,宗翰匆忙撤军以后,还留下了一些余部,继续在围困太原,攻城甚急。并且宗翰此时的撤离,也没撤多远,只是退到了云中(今山西大同)就在这个时候,知枢密院事许翰误听谍报,对形势有所误判,认为金军此去,是大规模和大踏步的后撤,因此他强令种师中率部去救援太原。

种师中此时担任河北制置副使,具体任务就是增援三镇。去解太原之围是他份内的事,但他对宗翰的去向还摸不大准,一时间有所犹豫。

许翰心急,再三催促种师中进兵,并给定了期限,他甚至指责“小种”手握重兵却逗留观望。种师中不愿无端被猜疑,被迫留下辎重粮草,轻装出发,同时约定姚古、张灏两军分道俱进。

很快地,种师中的前锋就进抵距太原二十里的石桥,中军也到达了寿阳的石坑。由于这次行军迅速,金军一时反应不过来,所以很少遇到抵抗。“小种”将军也由此麻痹大意起来,以为金军真的是强弩之末了。

就在这时,种师中接到探马报告说:榆次方向有金兵来袭。“小种将军”起初没当回事儿,以为不过是金军北撤途中的零散部队,岂料来敌却是赶来阻击的金军主力!

宋军骤遇强敌,仓猝应战,局面极为不妙。但“小种”将军不愧是一代名将,带领部下与金军苦战,五战三胜,并进抵榆次。此时,如果姚古等军陆续赶来,在兵力对比上,宋军就会占极大优势。然而关键时刻,又是内部出了问题。

大宋文武官员中流行的“怕死基因”又起作用了。姚古手下有个部将焦安节,一贯惧敌怯战,他慌报军情,称金军主帅宗翰已经赶到,遂致姚古、张灏两军逡巡不前,未能按照约定与种师中会师。

种师中部陷入重围,在被迫撤到杀熊岭时,再次遭到金军重创。这支队伍打到此时粮草不足,士气低落,几乎全军溃散。种师中身边最后仅剩百余将士。

但“种家军”的这面大旗,确是名不虚传。“小种”将军身中四创,仍裹伤力战,最终为国捐躯。

此后,金军主力从容回师,在祁县以东的盘陀击溃姚古部,在交城击溃张灏部。宋军首次救援太原的行动完全失败,朝野为之震动。虽然事后焦安节被处斩,姚古被贬官,但已于事无补了。

大宋在西线刚刚获得的优势,一下就丧失了!

军事方面前几日还是精兵强将,咄咄逼人,而今战死的战死,战败的战败,一派灰头土脸模样。而且偏又祸不单行,大宋唯一能让金军胆寒的名将种师道,这当口也因老病罢归。

宋军前线顿失屏障!

针对这个局势,李纲认为,太原若失,则牵动太大,汴京将更为孤立,还是应派大军再次援救。此外黄河以北也应以重兵防守,作为京师的屏障。而尚书左丞耿南仲和少宰唐恪,却都主张割地求和。每日朝议,双方都要争论不休。

钦宗还是摇摆不定,对李纲的建议只是一个“容再议”,就撂到一边了。

唐恪与耿南仲视李纲为眼中钉,就给钦宗支了一招:建议任命李纲为河北宣抚使,以替代已经退休的种师道。

这个建议很突兀,连钦宗也甚感诧异。但是唐、耿两人花言巧语,把钦宗给说动了。加之钦宗内心也不愿有个“乌鸦嘴”老在身边絮聒,于是决定让李纲担任河北宣抚使,总领河东、河北军事。

这个任命若是对一员大将来说,是莫大的荣耀;而对李纲来说,却无疑是推他进火坑。须知,作为文臣提出战略部署,和作为武将亲自带兵打仗,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。虽然有的人可以做到文武兼备,但李纲显然不是这样的人。

钦宗在睿思殿召见李纲,向他宣布了这一任命。李纲大出意料,再拜力辞,说:“书生不知兵,在围城中不得已为陛下料理兵事,实非所长。今若为大帅,恐不胜其任,且误国事。”

钦宗只是不许,马上叫尚书省写敕令,要当面授给李纲。

李纲心里很愤怒!他纳闷儿:大宋的朝政怎么没有一天是正常的?只得忍住气奏道:“假使臣不量力为陛下行,也须择日受敕,今拜大将如呼小儿,可乎?”钦宗答应了,李纲退下后立刻请了病假,又上了札子乞求致仕,力陈所以不可为大帅的理由,并直截了当地说:“此建议,必出自不容臣于朝者。”辞职报告仍是一连上了十余章,钦宗都批答“不允”,还一个劲儿督促李纲赶快受命。

这时的钦宗,年纪上已是成人,但执政风格却太像顽童。如此关系国运的重大决策不经大臣讨论,只听个别宰执吹吹耳边风就敢拍板。那些只顾争权、固宠、整人的丧心病狂者,则充分利用了这套愚蠢的决策机制,上下其手,把权术玩到极致——你的威望高、群众基础好,不能公开打击你,那就用抬举你的办法,哄住皇帝,把你推向必然失败的火坑。整了你,还叫你无话可说!

钦宗作为最高执政者,虽然比老爹有所作为,也能注意纳谏,但面对李纲这样功高震主的大臣,私心里还是猜忌,“疑其以军民胁己”。所以,把李纲外放出去承担巨大的风险,是这个小器君主的必然所为。

这场令人憋气的闹剧,引起了朝中正直之士的抗议。以耿直著名的台谏官余应求、陈公辅等相继上书,认为李纲不应离开朝廷。陈公辅说:“李纲儒者,不知军旅,领兵必败。”又言:“李纲忠诚鲠直,异于众人,为大臣所陷。他日成功亦死,败事亦死。”他还用至为沉痛的语气,对钦宗强调说:“李纲死何足惜,宗社存亡为可虑焉!”

钦宗一概不听,反而认为这是台谏官在为大臣游说,统统予以罢斥,把他们赶到川陕去监督工商税务。此后,台谏再无敢言者。事已至此,这个帅,到底挂还是不挂?李纲面临十分艰难的选择。这时有好心人对李纲说:“李公可知皇上所以遣行之意乎?此举决非为边事,而是欲借此撵走李公,则京师之人无话可说。李公你若坚卧不起,进谗言者就会更加放肆,说你欺君。皇上一旦震怒,将有赐死之祸,奈何?”

李纲听了,竦然一惊,心想:与其死于小人之谗,还不如死于敌寇之手!于是起而受命。

钦宗见李纲态度转变,很高兴,亲手抄录了《裴度传》赐给李纲。这一举动又显出他单纯的一面,他是真的把李纲看做能一举剿灭敌寇的神人了。李纲怕就怕这种过高的期望值,连忙上札子,做了详细解释:“吴元济以区区淮蔡之地对抗唐室,与金人强弱完全不相类比,而微臣我也不足以达到裴度万分之一。以裴度来衡量臣,实在不伦不类。”

这道札子还谈到了执政用人的根本问题:“诸葛亮《出师表》谓‘亲贤臣、远小人,此先汉之所以兴隆也;亲小人、远贤臣,此后汉之所以倾颓也。’君子小人之间的事,与用兵之事根本不能相提并论,而诸葛亮之所以专门谈及,是因为寇乃外患,有可扫除之理;而小人在朝,危害根本,难以清除,其患有不可预测者(指亡国)。君子小人之不两立,从古已然。陛下嗣位之初,正遭金人入寇,宵旰忧勤、励精图治,思刷前耻,可比古帝王勤俭之德。然而君子小人犹混淆于朝。小人奸诈成风,未遭罢黜,陛下应留神观察。此事重大,应先于攘逐戎狄。朝廷既正,君子扬眉吐气,抵御外患则不难也!”这话也不知钦宗听没听进去。反正李纲同意挂帅了,钦宗便下诏好一通表扬。

这个河北宣抚司的差事,其实并不好干,直属的兵马只有两万人,战马又奇缺。

李纲为此上奏道:“戎事以马为先,今乏马如此,无以壮军容。昔日唐朝天宝末年封常清出师,幽蓟人观之,见其军容不整,皆叛去。今臣出师,安知不如此?战马一事所系国体,非小事也。事迫矣!请搜罗京城民间马匹,按价补偿,可得数千匹。”

钦宗同意,让李纲写个报告上来。但是没过多久,就又发文给开封府说:“宣抚司搜罗马匹,事属骚扰,可不再施行。”这不知又是听了哪个捣乱者的谗言,李纲唯有窃叹而已。

马不行,兵力也不够。宣抚司的二万人,共分为前、后、左、右、中“五军”。五军中,又有两军是李纲管不到的。前不久捷胜军在河北叛变,左军已被派去前方招抚。此外右军属刘韐统辖。这个刘韐是新任命的宣抚副使,系唐恪所推荐,李纲起初并不知道这层关系。在将领安排方面,朝廷又任命解潜为制置副使,以取代姚古;任命折彦质为河东总管,与解潜带兵驻扎于隆德府。

这样,宣抚司直接统领的兵力仅有一万二千人。这点儿人马,在西部战场上作用微不足道,想靠李纲出马扭转战局,前景可想而知。既然朝中小人不是真心想让李纲去立功,那么就不会让他心情愉快地走。李纲向朝廷请拨银、绢、钱各百万,作为宣抚司的开办经费。耿南仲阴阳怪气地说:“当今国库空虚,连皇上也要节衣缩食,每餐饭只有七十道菜,何来如许闲钱?”最后只批下来二十万。

此外朝廷给的期限是六月二十日启程,但各项琐事一时根本办不完。李纲为此忧心忡忡,请求延缓行期。

钦宗问也不问,只批了八个字:“迁延不走,岂非拒命?”

李纲心中惶惧,知道又是唐恪之流在背后捣鬼,连忙写札子呈上,解释之所以不能按期出发的原因。写着写着,他来了气,忍不住在札子中质问道:“陛下前以臣为‘专权’,今以臣为‘拒命’,现在是派遣大帅解重围,而以‘专权’、‘拒命’之人为之,无乃荒唐乎?愿将臣的任命一并罢去,另择陛下所信之臣委派,令臣得乞骸骨(退休)。”写完,连同尚书右丞、知枢密院事、宣抚使三项任命敕书,一起缴纳了上去。钦宗见了也不恼,只是统统封还,又几次派宦官前去宣召李纲。

李纲觐见皇上,说自己之所以为人所中伤,仅仅缘于二月五日士庶伏阙一事。今日奉命出使河北,就无缘再回朝中了!

钦宗吃了一惊,说:“卿只为朕巡边,完事便可还阙。”

李纲苦笑一下,奏道:“臣之行无有复还之理。昔日范仲淹以参知政事身份外出,安抚西边,过郑州见吕夷简,说到只是暂时出来办事。吕夷简曰,‘参政岂复可还。’其后果然。今臣以愚直不容于朝,假如臣出行之后,无沮难、无谤谗、无钱粮不足之患,则进而死于敌手,臣之愿也。万一朝廷抗敌之议不坚,臣不能有所为,臣自会告之陛下,请求罢去。陛下也应体察臣之孤忠,以全君臣之义。”

钦宗听了又很感动。二十五日,特地在紫宸殿宴请李纲,又赐御筵于琼林苑为李纲饯行,大大奖赏了一回。李纲既然已把心里的话说了出来,其余的也就不再计较,决定按期出发。即使有不测,也不过是死在沙场而已!

他犒赏三军,号令将士,并首次行使宣抚使大权,下令斩了贪生怕死、谎报军情的裨将焦安节,以激励士气。第二天,就慷慨出师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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