忠臣的命运:不被整死就算不错了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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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月初,李纲带兵进抵河阳。一路上看到边防设施的废弛之相,令他心惊,忍不住写了札子谈这个问题。他说:“京畿一带的汜水关、西都(洛阳)、河阳等地,原本都是战略要地,但眼下城壁颓圯,急需修治。今日修复虽晚,然而努力为之,尚可及也。”

路上他还遥拜了前代皇帝诸陵,心有感触,上奏道:“臣率师出巩、洛,望拜诸陵寝,潸然流涕。祖宗创业守成,于今二百年,圣圣传授,以至陛下。适逢艰难之秋,戎狄内侵,中国势弱,此正是陛下尝胆思报、励精求治之日。愿陛下研习祖宗之法,一一推行之,进君子、退小人,不要听到利口善言的就信,不要看到小有才而无君子之大道的就用。专心致志,益固邦本,以图中兴。上以慰安太庙之灵,下以为亿兆苍生之所依赖。天下幸甚!”

原来,早在李纲“陛辞”(告别皇帝)那一天,曾经特别向钦宗反映了唐恪、聂山的为人。李纲看到钦宗对这两人任信之笃,深怕他们专擅误国,所以在这个札子里又再次提醒。

钦宗的批答很有礼貌,内有“铭记于怀”之语,但能不能做到,就不一定了。

我们看李纲对钦宗的态度,即便是有血缘关系,也不过如此了,真是做到了千叮咛万嘱咐。所为者何?还不是怕这年轻皇帝胡闹,丢了大好江山?这样铁了心的忠臣到哪里去找?就因为李纲不善拍马,耻于阿谀,结果无论费了多少心血,无论有多大的功劳,无论群众何等拥护,在钦宗那里,地位就是比不上善于奉承的一班小人。

本来,大宋的开国皇帝赵匡胤完善了唐以来的科举制度,为大宋源源不断地培养出“自己的”知识分子官员。这其中,不乏正直之人。他们本应是体制的中坚,长治久安的保障。但是皇权制度在总体上却容不下这些忠贞之士,总要排挤、打击、甚至翦除这些正人君子,哪怕因此损害了制度本身的利益也在所不惜。

这种可悲而可笑的背谬现象,一直延续到晚清,当腐朽的国门再也挡不住新思潮源源涌入时,终于导致体制内的知识分子整体的觉醒——他们开始动手掘这种荒谬体制的祖坟,从此掀开了现代中国史上壮阔的一页。

回头再来说李纲的备战。他在河阳驻留了十余日,训练士卒,修整器甲,而后进抵怀州(今河南沁阳)。李纲自出师之后,就下了禁令,要求士卒不得扰民,如有抢夺妇人金钗者,立斩不饶;有捡拾百姓弃物者,黥面发配;有逃亡者,捕获皆斩。以是之故,这支队伍军纪颇严,无敢犯者。

面对金军的铁骑,李纲也动了克敌制胜的脑筋。他认为,步兵临阵抵不上战车的威力;金人以铁骑奔冲,非战车不能制之。他的部下有个叫张行中的,根据这个思路制作了战车式样图。这种战车,两竿双轮,前面蒙着皮革,在车上使用刀枪很方便。每车用甲士二十五人,执弓驽、枪矛、盾牌,立于两侧与敌格斗。战车结阵而行,金军铁骑遇之皆逃遁。

李纲见这东西好用,就下令赶造了一千多辆,每日督促军士演习,就等防秋之兵集中之后,以谋大举。

却不料朝廷忽然降旨,命令以前所征调的防秋之兵“悉罢减之”。李纲闻讯后,又惊又怒!河北、河东的二十万民兵如果都不让征调,那还能防什么秋?

他上了一道内容很长的奏疏力争,其大略为:今臣受命出使,离开朝廷之日不久,朝廷就尽改前日诏书,所征调之兵罢去大半。倘若金人聚兵,两路入寇,将何以应付?征调诏书下时为四月,当时已通报三省,若不同意,何不即止?今已七月,远方之兵皆已在道,半路召回,又与今春相似。一年内两起天下之兵,中道而两止之,天下将会如何议论?臣恐朝廷自此不复能取信四方,而将士离心矣!抗金大事,宗社安危所系,却且行且止,有同儿戏,臣窃痛之!

李纲强烈要求各路人马请按原诏书调集,决不能误国事。

奏疏上去,毫无动静。李纲心急,又再次上疏道:“防秋之计,臣前奏之已详,现再为陛下论述朝廷不可失信之重要。昔周为犬戎所侵,常以烽火召诸侯兵。恐诸侯之未必至也,举烽以试之,诸侯之兵大集,知其试已,皆怒而归。其后真举烽,无复至者。去冬金人将犯阙,诏起勤王之师,远方之兵踊跃赴难,至中途而寇已议和,有诏止之,皆愤惋而返。今为防秋之计,又起天下之兵,远方之兵皆已上路,又复召回,将士卒伍怎不离心?以军法勒令诸路起兵,又以寸纸罢之,恐以后有事再召集,无复应者矣!”

钦宗那里还是不加理会,但几乎每天都有御批,催促李纲赶快去解太原之围。

李纲只得领命,召集刘韐、解潜、张灏、折彦质、王渊、折可求等将领,在隆德府举行军事会议,约定七月二十七日诸路进兵。在名义上,李纲可以节制诸路军马,可是他手下的这一批宣抚副使、制置副使、察访使、勾当公事等,个个都直接受御前指挥,奏事可专达朝廷,进退不受李纲约束。宣抚司徒有节制之名,一纸空文而已。李纲为此上奏说:若节制不专,恐误国事。

朝廷这次倒是下了文,明确李纲有权指挥约束诸路军,但诸将一如既往,只听皇上一人的,李纲也无可奈何。

本来兵就少,又是一盘散沙,此次去解太原之围,前程实在可忧。但朝廷宰执只以为太原城外金兵不多,这么几路人马压上去,何愁事不成?

李纲清醒的声音,倒显得像老太太的唠叨,多余。

可叹,类似这样的历史曾重演过很多次——在疯子充斥的世界里,唯有清醒者才像个疯子!

现在李纲直接指挥和配属名下的这几路人马,比过去种师道部控制的队伍,实力上要差上一大节,且在彼此关系上又不相统属,没有一个总的指挥系统。几路人马只是约期出征,倒像是关系松散的联军。这样的军事结构一投入实战,恶果立见!

各路按期出师后,先是解潜部与金军相遇于南北关,转战四日,双方杀伤相当。后来金军增兵,解潜部力不能胜而溃败。刘韐、王渊、张灏、折可求等部,皆逗留不进。其后,张灏又违反节制,派遣统制官张思正率军收复文水县,旋即又为金军夺回,张思正部死伤数万,完全溃败。

兵败如山倒,其余宋军随即被各个击破。唐恪推荐的刘韐,未经过一战,所部即因恐慌而溃败。此外,折可求部也溃败于子夏山。至此,诸路军全部瓦解,前线局面不可收拾!

李纲在军中接到败报,又气又急,身体不支而病倒,紧急中向皇上写了一道奏疏,痛陈节制不专之弊。他说:“我军分路进兵,贼以全力制我孤军,不如合大兵由一路而进。”

正在此时,范世雄带领湖南兵开抵前线,李纲即荐范世雄为宣抚判官,打算与范会合,亲自率军出击;但朝议又发生变化,一纸诏书下来,严令不许轻易进兵。

原来,宋军出师不利后,朝中主和派舆论立刻占了上风。早先宗望撤军出境后,宋廷就派了王云、曹曚出使金军营中,与金军商议说:三镇军民不肯割让,宋廷可否交纳当地租赋以代替割地。就在李纲援救太原不利时,王云、曹曚返回汴京,告诉钦宗说:金军方面基本同意这个方案。

其实,这不过是金军的一个缓兵之计,并无诚意。但大宋朝廷深信不疑,和议立刻成了主旋律,尤以耿南仲、唐恪调子唱得最高。他们甚至主张:金军态度松动,如果交纳租赋谈不成,就以割地做筹码,和议一定可以成。

在这个大背景下,钦宗才下诏,令宣抚司不得轻易进兵。与此同时,议和使者奔走于道路,一派热闹。

金军的一个谎言就牵着大宋君臣乖乖地跑了。总体战略一变,人事也跟着大翻盘,原先主战派与主和派的均势一下就被打破。不久,徐处仁、吴敏罢相,唐恪取而代之;许翰罢同知枢密院事,聂山、陈过庭、李回等得以进用。

对吴敏的打击还不止于此。言官们又提起了徽宗内禅的旧事,指责吴敏当初主张徽宗让位是秉承蔡攸的密旨。还说当初他任门下省侍郎,也是蔡攸矫诏为之。这一盆污水泼过来,吴敏简直就是“六贼”的余孽了!

众所周知,在朝中,吴敏既是李纲的密友,又是李纲的政治同盟军。所谓“李纲是蔡攸一党”的舆论就从这里而来。当初力挽大宋颓运的吴敏,现在却一身都是错了,被贬为散官,安置于涪州(今四川涪陵)。消息传来,李纲唯有叹息。“戎马关山北,凭轩涕泗流。”历代志士总也走不出这正不压邪的怪圈。罢!罢!罢!事已至此,再做努力又有甚用?他在军帐中抱病而起,写了札子呈上,乞求罢官,不想和那群小人再玩了。

朝局的这个巨变,跟那位鬼精灵的唐恪有关。起初,唐恪打好主意,要把李纲设法排挤出朝。李纲一走,再对付徐处仁、许翰、吴敏就好办了,“可以计去之”。这三个人一除掉,李纲自然也不想留,朝廷也就清静了。唐恪的阴谋进行到现在,一步一步,几乎全部实现。皇帝成了由他牵线的木偶。

李纲连递几道辞呈,钦宗还是降诏批答不允。李纲就再次上奏,力陈自己才能不济,又得了“昏愦之疾”(视力和听力出了问题),不免职的话一定会误国事。他怕钦宗还是不批,就提起了离京前与钦宗之间“不负君臣之义”的约定。

一旦朝廷决策有变,我就一定要退!——这是李纲事前说好了的。钦宗无语可对,于是,任命种师道为同知枢密院事(国防部副部长),负责巡边,与李纲交割宣抚司事务。前线事务还是交还给了老将军,让李纲暂时赴阙,先负责一下黄河沿岸的巡视防守之职。

李纲还是不想干,又连上表章,乞罢知枢密院事(国防部长),只在本官尚书右丞职位上致仕(退休)。

这一本上去,见效了。九月初,李纲在回朝途中,行至封丘县,得到尚书省的札子,说有旨免去李纲本兼各职,贬为观文殿学士、知扬州。

李纲随即上奏辞免,说即便是这个知府官衔,也不敢当。他还上疏特别说明:“臣所以辞官,并非惜命怯敌,而是事有不可为者,难以虚受其责。宣抚司的兵至今还有若干没调用的,今屯驻在某处;朝廷拨给的银、绢、钱若干,还有皇上特别拨给的银若干,除支付官兵伙食钱并犒赏外,其余皆留在怀州,有帐可查。臣既罢去,担心的是不知内情者诬臣丧师费财,请陛下派人核实。另,臣以为金人狡狯,谋虑极深,和议怕靠不大住,一旦士卒散心,国家将无法御侮,则天下之势去矣!臣从此不再参与国事,现冒死将意见上达。”

不久,果然有人弹劾李纲“专主战议、丧师费财”,竟归纳了十大罪。于是李纲被再贬为保静军节度副使,于建昌军(今江西南城县)安置。

在朝诸公如此逼迫李纲,用心是多方面的:一是撵走这个不识相的家伙,落得耳根子清静,大家可以照常享福;二是替金人出气,以增加和议成功的保险系数。所以他们不把李纲打压到底,是不可能住手的。

很快,朝廷又因李纲上疏为自己辩护,有诏责备下来,说是“退有后言,以惑众听”,再谪宁江(今重庆奉节)待命。

昨天的国防部长,今天几乎是到了山穷水尽处了。

唐恪仍不解恨,因为没把李纲整死,犹恨恨不已。倒是耿南仲老练一些,安慰道:“待和议一成,金人不来犯,李纲必永不见用,只能老死穷荒而已!”

李纲对此一笑置之。他说:“进退者,士之常,此不足道。只是国家艰难,宗社危急,扶持天下之势转危为安,几近成功,而为庸懦谗言者坏之,实为可惜也!之所以天道未回转,生灵未有休息之期,乃命运之行,自有数也!”

他接到贬谪令之后,欣然就道,自建昌经长沙,奔赴川陕。

也是天意留君子,走到荆楚一带,正逢荆南为“寇贼”(农民起义队伍)所据,道路梗塞。李纲得以在半路稍事歇息。当时汴京再次被金军铁骑围攻,朝廷与地方上累月不通音讯。

上次京城被围时忙得焦头烂额的李纲,这次在纷乱时期反而得到了一段闲暇时间。他从行李中取出一年多来收到的御笔内批,及自己起草的表、札、章、奏原稿,让随行的笔吏按顺序编好,以这些文件为参考,提笔写了一部《靖康传信录》,给后代留下了一份极为珍贵的史料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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