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宋天倾地陷都是自己作的孽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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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纲在贬谪路上走走停停,随着官职与贬所一步步降低,他也在不断改变行程。

旅途多艰,他却重新焕发出了士大夫的飘逸之风。最初,于九月下旬赴任扬州途中,在无锡两游惠山,与弟弟对酒啸咏,不无慷慨。停留一日,即闻有贬谪建昌的消息,当日即命车队过虎丘,临剑池,月夜漫步松江长桥,与亲友告别。

而后渡钱塘江,经严陵瀨,从衢州的三衢山入江西,途径上饶、弋阳,于当年十二月抵达建昌。

在建昌,又闻有谪宁江之命,随即又乘船由临川至豫章(今江西南昌),与故人同游翠岩寺,此后一路经过筠阳、上高、宜春、萍乡、醴陵,遍游名山名寺,最后抵达长沙。

这一路的旅程,有的是他第一次被贬沙县时就游历过的地方,有的更是童年时到过的地方,令他顿生“半世重来若浮萍”之慨。在长沙,他游览了岳麓寺,看到了大量唐人手迹。当时正值暮春时节,李纲诗兴大发,壮志幽怀尽发于诗赋之中。

在信州道中,他咏月色:“皓魄半轮横道左,清光千古照江南。”行至江南,他吟梅花:“江南为客见江梅,似为行人特特开。”在建德开化寺,他题壁道:“残腊未曾看雪舞,劲风何事扫云屯?”这些,都还显现出他并不沮丧,且有打压不灭的磊落之气。而另外一些诗句,则可见出他另一面的心情。

在弋阳道中,他感叹:“卧龙三顾今寥落,抱膝空为《梁父吟》。”夜宿江村时,他叹息:“片言无补空来往,赢得萧条两鬓霜。”在山间驿站,他夜不能寐:“久旅怀家归尚远,暮烟残照宿邮亭。”这些,又分明透出一股彻骨的悲凉气!

贬谪途中,失意之时,人最容易怀旧和反思。古人寿短,人生七十古来稀,李纲的年纪已渐渐有了向晚的意味。回首人生,一路黯淡;莫不成最辉煌的,就是在汴京城头箭矢如雨的那几日?

第二年(靖康二年)春,他在长沙因路途不安全而受阻,却意外地得到一个消息,钦宗忽然“良心发现”,恢复了他的官职,任命他为资政殿大学士、代理开封知府。

难道昏君忽然变聪明了?还是天道终于回转了?

都不是。

是其间发生了天崩地解的大事——金军再次“犯阕”,兵锋进抵京城脚下。

汴京这次没有了李纲做城防司令,城外金军围得像铁桶一般。京师与外界的道路、消息完全中断,孤城一座,命若残阳,还能支持多久?一切未卜。

李纲受命之后立刻抛却了所有的个人恩怨,亲率湖南勤王义军入援京师。

靖康二年四月初,李纲手把令旗,雄风再振,率大军从巴陵(今湖南岳阳)登船,顺江东下。

长风皓月,楚天寥阔。四十五岁的李纲屹立船头,听江风拂动战旗猎猎,心事如月夜般浩茫……而今宵小当道,国事没有一天如人意,奸佞乱政于内,强敌启衅于外。大宋,真到了要覆舟的那一天了么?

他不敢多想,只想着此次入京,重返朝堂是小事,只要事有可为,一定率全城军民,再次重创宗望这个没有记性的武夫!

可惜,李纲的这番雄心壮志到底还是落了空。

船行虽速,世事却比浪上飞舟变迁得更快!

那么,是什么事让李纲的壮志落了空?我们从头来看——历史上皇权体制存在的最大问题,不单是少数人说了算、多数人无发言权的问题,而是国家实际上只由几个人在说了算!整个国家的命运兴衰,都是由不到十个人的小团体所决定的。他们的喜怒哀乐、他们的欲望,代替了万千苍生的选择。

如果百万汴京军民能说了算,那么李纲当然是大宋军事首脑的不二人选。但是耿南仲、唐恪、聂山等七、八个人看不惯李纲,必欲除之而后快,他们想到也就能办到。在皇权体制下,这种不顾民意的事往往百分之百得逞。

民族脊梁,国之干城,他们随便安个罪名就可以撵走。撵走了以后,局势会不会因此恶化?民心会不会因此涣散?这都不在他们的考虑之列。

他们要的是——朝堂上只准看到我们的人!

逼走李纲后,耿南仲、唐恪之流便可弹冠相庆了。这是一群脑子很成问题的高官,去冬今春大金两路大军折腾了一回,未能得到大宋寸土,今秋岂能平安无事?汴京以北近来因宋军新败,河防十分松弛,耿南仲等却全不在意。

防务不管,孤悬西部的太原他们也不打算管,反正三镇是打定主意要割了,生死随他去。只是把拒绝献城交割、苦待援军的太原守将王禀,晋升为“建武军节度使”了事。

如此的倒行逆施使河北百姓大起恐慌,“皆渡河南奔,州县一空”!大宋的窝里乱,大金从来是明察秋毫的。你想以妥协换和平么?那不是千秋大梦?靖康元年八月,天气一凉,大金看准了大宋要兵没兵、要将没将,完全按去年的模式,以宗望、宗翰分领东西两路大军,从大同、保州南下,名义上是武装接收三镇,实际上是要直捣汴京!大宋朝廷的小儿们,没有了李纲,看你们拿什么拯救自己?

铁流如注,势不可挡!宗翰军猛扑业已弹尽粮绝的太原,在外围修垒筑堡,断绝交通。太原军民饿极,以弓弦、皮甲、树皮为食,苦撑不降。

至九月初三终于不支,城破。王禀仍然率军民巷战不止,身中数十创,最后投水殉国。城中军民也大半战死。

烈士血染征袍,宰执醉生梦死。这样的情形我们后人并不陌生!金东路军此时也抵达真定城下。这里的守军大多去援救太原了,城中仅有守军两千。知府李邈、守将刘翊率军民誓死抵抗,其间三十多次向朝廷求援,均无答复。坚守四十天后不幸城破,刘翊战至力竭自尽。

知府李邈被俘,拒不接受伪职,连宗望都叹道:“其人高节不可屈致!”后被送往燕京囚禁,因不屈而被杀。

前线形势极为险恶。虽然现在金军还在三镇地面上,理论上这里已不是大宋领土,但焉知他们会不会越境而来?老将种师道正在病中,见势不好,急召刚刚组建的四道都总管府派兵勤王。

那个不知好歹的钦宗反而怪种师道多事,以议事为名,将老将召回汴京。种师道抱病匆忙赶回,到京不久就不幸病逝了。

大宋朝堂上的酒囊饭袋,对境外虎视眈眈的金军,竟然视为友军一样可靠;对各地激于忠君大义赶来的勤王军,就像见了苍蝇一样厌恶。

当时南道都总管司和陕西制置司两路人马,受老种之命赴京勤王,耿南仲闻讯后却大惊,令速返回原地!他说:“和约已成,金人自会守约。两军不战,勤王何益?再者京师缺粮,大军集于城下,朝廷将何以堪?”

乱臣贼子的道理,从来比唱的都好听。金军已经南来,送上门来的勤王军却不要,不知这帮混蛋在打什么主意?

主和派首脑之一的唐恪到底还是有些心虚。他问耿南仲:“勤王之师,理应罢废,然而金人倘若来攻,何以应付?”

耿南仲大笑:“差矣!屯大军于城下,岂非更易遭金人猜忌?今尽解勤王之师,以表我守约之诚信,且割让三镇,金人为何还要兴兵?”这套卖国理论,说得唐恪茅塞顿开:“相公高明,三镇割之,诚不足惜!然百官中定有异议,不可不防!”

耿南仲对此早有谋划,他说:“太原、真定已失,三镇不数日将尽归金人。割让与否,虚名而已。百官亦厌恶战乱,谁肯务虚名而召实祸?且李纲不在朝,彼辈又能如何?我辈数人,定则定矣!”几个小人在朝堂之上把如意算盘打得山响,可惜世事并不如他们所料。金军的步伐并未因大宋的忍让而停下来。西路宗翰军又接连攻陷汾州(今山西汾阳)、平定军(今山西平定),战火就要烧到钦宗鼻子底下了。

钦宗被几个奸人蒙在鼓里,看不透金人的用心,还想以三镇税钱做交换条件,换取金人罢兵。他派刑部尚书王云,作为议和使跑了一趟,但金军只是要割让太原、中山、河间三镇,其余免谈。钦宗慌了,在尚书省召见大臣商议。唐恪、耿南仲之流按照既定思路,提出“以三镇换和平”的主张,态度坚决。右谏议大夫范宗尹甚至当堂大哭,苦苦恳求。

钦宗只得派尚书左丞王寓、康王赵构作为议和使,去金营谈判如何“以三镇换和平”。王寓不肯干这卖国的勾当,以辞官拒绝受命。钦宗就将他贬官,换了知枢密院事冯澥与赵构一块儿去。

就在大宋君臣手忙脚乱之际,时间已到了十一月中旬。西路金军又连克平阳府、威胜军、隆德府、泽州,一直打到了黄河边;东路金军也已进抵黄河北岸。两军对汴京城的钳形攻势业已形成!

大宋的灾难又降临了!

钦宗慌忙派宣抚副使折彦质,率军十二万前去阻截。

宋军开到黄河边,依河为阵,于南岸连营立寨。此外还有李回率精锐骑兵一万多人也赶到,一时旌旗蔽空,军声颇壮!

金西路军统帅宗翰折腾了快一年,这次是第一次跃马登上黄河岸。他放眼一瞧,吓了一跳,对部下说:“南军十余万人,胜负难料,不可轻易渡河!”

他的部将洛索是个仔细的人,向他献计道:“依末将看,南军人数虽多,然而营列不整,旗帜紊乱。可将我全军战鼓集中一处,通宵擂击,且吓他一吓!”

宗翰半信半疑,依计而行。

入夜,金军将千面战鼓列于河岸,拼命擂击,并夹杂着吹起慑人心魄的胡笳,闹腾了整整一夜。

次日凌晨,宗翰连战袍都顾不得披,策马跃上河岸,再放眼一看,呆住了——南岸十余万宋军,竟然被一夜的鼓声惊溃,跑得一干二净!战争史上再没有比这更搞笑的情景了!

宗翰差点没笑岔了气,他对宋军最后的一点敬畏之心也消散了,命令前锋从孟津抢渡黄河。到十一月十五日,全军过河,进至汜水关。大宋的地方官员、驻军一哄而散,毫无抵抗。宗翰军更加神勇,不战而下西都洛阳。

钦宗君臣这才知道大事不好,但朝堂之上,战和两派意见仍在争执。尚书右丞何栗急了,一句话点破要害:“三镇国之根本,奈何弃之!金人诡诈多变,安能守信用,今割亦来,不割亦来!”

钦宗被点醒,这才明白当前局势的要害所在,急命紧闭京师城门,所有文武官员一律上城防御,又下诏四道总管,赶快发兵勤王。可怜那些勤王之师,来回折腾,有如现代的长跑运动员。

同时也要在谈判桌上争取时间,钦宗又派了王云、赵构出使宗望军中,谈判割让三镇事宜,以迟滞金军攻击步伐。派了冯澥、李若水赴宗翰军中,谈判割地事宜。耿南仲还使出卖国的绝招,叫使者带去三镇地图和户口册,他料定金人自然会见好就收。

但是这时的金人已经不是三镇就能喂饱的了。他们又像年初一样,派使者到开封,一张嘴谈条件,就要吃下大宋的全部河北之地!东路的割地使赵构等人,到了河北的磁州(今河北磁县),方知磁州的知州兼河北义军都总管宗泽,已经率领军民击退了金军的进攻。城中军民告诉赵构,金军在这里碰了壁,已经绕道过了黄河。他们劝赵构不要北上,而应以亲王名义,起兵南下勤王!

赵构未置可否,暂留磁州,后来又被相州的知州汪伯彦请到了相州(今河北临漳)暂避。

面对纷乱如麻的局势,钦宗知道只能退到底线了,让出河北,先保住汴京,今后才能有一口气喘。否则,亡国就在眼前!

他又派出了第二批重量级的请和使。耿南仲出使东路宗望军中,聂山出使西路宗翰军中,不仅同意割让黄河以北,而且马上由使者陪同去办理所有的交割手续。

钦宗在国书中把自己和父亲徽宗痛骂了一通,表示完全接受金人以黄河为界的条件,“一一专听从命,不敢有违”。

他又给河北各地军民下了一道诏书,劝告自己的人民投降:“今割河北与大金,见诏书,州县各开大门,迎候交割。百姓今后虽居大金之界内,但生计如常,又何分南北?”

很难想象,这样无耻的文字竟然出自一道堂堂的国家命令!

但是,令耿南仲之流感到意外的是,那些被国家抛弃的人民,比国家的主宰者们更爱这个国家。割地使无论在河东还是在河北,都受到当地军民的坚决抵制。

聂山陪同金使赴河东,在绛州(今山西新绛)城下喊话,让守城官员赶快开门投降。城内军民怒不可遏,开门冲出来,将聂山与金使活活打死!

耿南仲陪同金使到了卫州(今河南汲县),卫州军民闭门不纳。他与金使只得在城外客栈中留宿。半夜,有一股军民冲出城外,要劫杀割地使和金使,客栈四周一片火光和喊杀声。耿南仲被惊起,连外衣都没来得及穿就狼狈逃出,上马狂奔。跟他一起来的金使,也自顾自逃命去了。

老贼耿南仲无路可去,想到相州的知州汪伯彦是自己多年老友,到汪那里还不至于被百姓打死,于是就投奔了相州。进城后,闭口不再谈割地之事。日后,这个老贼因祸得福,因为拥护康王起兵勤王有功,摇身一变成了“主战派”。

还有一个唐恪留在京城没有出去。一日,他随钦宗上城巡视,军民一见这君臣俩,气不打一出来。对皇帝还多少留了点儿情面,对唐恪则恨不得食其肉。军民们捡起砖瓦,朝着唐恪就是一顿猛砸,打得他鼻青脸肿、披头散发而逃。

跑回相府,他就再也不敢出门了,上表称病辞职。

钦宗现在似乎知道了,正是这几位爱卿误了天下大事,于是将唐恪免职,任命抗金态度比较坚决的何栗为相。

可是这何栗毕竟只是个书生。钦宗让他马上去金营求和,这位新宰相竟然紧张得两腿发抖,连马都上不去了。

钦宗见状,不由长叹,险些喊出声来:“李纲爱卿何在?”种种刺激,使得他幡然悔悟,彻底放弃了求和幻想,派人持蜡书(秘密文件)赴相州,委任康王为天下兵马大元帅,中山知府陈亨伯为元帅,汪伯彦、宗泽为副元帅,尽起河北之兵入援汴京。

但这个转弯来得太晚了!十一月二十三日前后,金两路大军同时开抵汴京城下,完成了铁壁合围。

次日,钦宗派人持他的诏令秘密潜出城,召李纲回朝,任命为开封府尹,负责京城防守。可是这时李纲正在千里之外的荆楚,就是飞也一时之间飞不回来了。

十一月二十五日,金军开始攻城,先后猛扑通津门、善利门和宣化门。自此,每日石矢如雨,杀声震天。炮火所到之处,楼橹尽为之摧!

割地缓兵计策的失败、金军进展的神速,使钦宗连逃跑的念头还来不及浮出,就被困在城中了。他的花花公子老爹徽宗,也没来得及跑,一块儿成了瓮中之鳖。

屹立中原一百七十年的北宋,败亡之日已为期不远了。

徽宗、钦宗两代皇帝造的孽,到此已经看得很清楚了。国事如天,他们朝三暮四犹如儿戏;民意如沸,他们可以闭目塞听视若无物。亲小人、远贤臣,昏聩到极点。怎么能把自己的根基挖得更快就怎么玩。他们的“家天下”不亡,可能吗?

直到敌人的刀架到了脖子上,才想起来有个大忠臣李纲,这不是让天下人的心都寒透了!

可叹,笔者最近居然看到有一位旅居澳大利亚的华人,在国内一份公开出版的历史杂志上信口开河,说北宋的灭亡、二帝的受辱,忠臣李纲要负主要责任!

一个连基本史实都没搞清楚的人,只因到了澳大利亚,就敢对着祖宗胡说八道,真是无知者无畏到了极点。下面,就引一段他(或她)的谬论来看看,诸位也好开一开眼界——

其实,中国人的英雄观更多的是一种超越于利益、结果的道德评价。只要是好人,哪怕做愚蠢的事情、后患无穷的事情也都是正确的,对人不对事,将道义高尚作为判断一切的标准。不是一种利益判断,而是一种道德判断。

如宋代李纲是史家公认的大忠臣,但研究也表明他还是个“术疏机浅”的大蠢臣,在金兵围城之前坚留皇帝在京,结果导致两宫被掳,宋室险些覆亡——我们的历史总是充斥着奸臣卖国、忠臣误国的荒谬故事。

——雪儿简思(澳大利亚)

载于四川《国家历史》2008年3 月上旬刊

面对这样牛头不对马嘴的文字,我很难相信他是否具备了评判历史的入门资格!

不知这位华人的“研究表明”所本为何?接下来我要给大家讲的就是:汴京在第二次被围中不幸陷落,恰恰是因为历史上有一位重要角色缺席——他就是被这位无畏先生称为“大蠢臣”的民族英雄李纲!

在我们以往的历史研究中,既膜拜过“决定论”的原理,又狠批过“英雄史观”,因此,人们印象中北宋的覆亡、汴京的陷落,都是由一些宏观原因所致。但是,经我本人的“研究表明”,从最直接的原因来看,不见得是那么必然和无可逆转。

汴京此次陷落的原因很简单,就是因为没有李纲!

由什么人来充任“城防司令”,在兵临城下之际,关乎存亡。汴京作为国都,如果扛住了金军的第二次围困,那么“北宋”这个概念在历史上就不会出现。如果金军再次无功而返,那么汴京的第二次保卫战,就决不会演变成令我们千年不忘的“靖康耻”!历史对于这个合格的城防司令的要求,是既要有操守,也要有能力。

卖国的一派虽然下去了,但这次主持城防的宰相何栗也不是什么理想人选。前面说过,他虽主战,却是书生,在战局万分紧急之时,仍饮酒赋诗,以示闲暇。而负责国家军务的同知枢密院事孙傅、任签书枢密院事曹辅,也都是一样。

金军攻城甚急,这几个书呆子也是干着急,孙傅忽然想起一位能击退金兵的神人来。

此人名叫郭京,是禁军龙卫兵的副都头。

孙傅是如何认得这人的呢?原来,有一日,孙傅翻阅丘浚的《感事诗》,内有一句是“郭京、杨适、刘无忌,尽在东南卧白云”。读后,不禁对三位仙家人物产生神往,就托殿帅王宗濋满京城找,结果,真的找到了郭京和另一位。

这个郭京是个胆比天大的主儿,口出狂言,说自己能施“六甲法”,掷豆为兵,保证生擒金将宗望和宗翰,而且仅用七千七百七十七人即可!

孙傅大喜,把他一层层向上引见。结果从何栗到钦宗,都对这位郭大仙深信不疑,马上封了成忠郎,赐金帛数万,让郭大仙自己募兵。招兵的条件无问老少、不问武功,只选年命合六甲者,或称“六丁力士”,或称“北斗神兵”。郭大仙还放出风来说:“攻城不急,此兵不出!”看样子,他是培养了一支战略总预备队。

不过,这支神兵的主要构成部分,不少就是街头的混混儿,其战斗力如何可想而知。朝中有识之士对此忧心忡忡,唯有何栗、孙傅等自以为计。

这个郭京大仙的出现,是大宋的一个劫数,不久我们就可以看见。宋军在城里的将领范琼和姚仲友,还算是两员猛将,他们率领守军与敌厮杀,毫不退缩。

这又是一次大国命运的总决战,攻守双方,都使出了浑身解数!宋代的科技水平相当高,其弩、炮等装备堪称世界一流。以床子弩为例,下有木架,两翼各有机械转轮,上中下叠放三张强力弓弩。使用时,由数名大汉扳动转轮,以机械动力将三张弩一起拉开,瞬间同时放箭。其威力之大、发射之速,现代人很难想象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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