南京拜相从头收拾旧河山

上一章:大宋天倾地陷都是自己作的孽 下一章:影响南宋150年的“规模说”

亲们,电/脑和手/机上都用www.xiangcun3.com打开访问,可方便了,一定要记住哦。

汴京陷落,二帝被掳,伪“楚”登台,大宋的路原本也就该走到头了。大概是炎热的夏季气候救了大宋一命。一到天气刚热起来的三、四月之交,宗望和宗翰就先后匆匆北撤了。

女真人在北地生活惯了,惧怕中原令人喘不过气来的炎夏,终其一朝,对大宋的实际领土要求,只到黄河以北,而且两次割地受阻后,都没有认真执行。

女真主子一走,被强行扶植起来的伪楚政权毫无民意根基,立刻处于风雨飘摇中,几乎连一天也难以维持。

此时的大宋臣民,心中还有一个真正的希望,那就是天下兵马大元帅赵构。

赵构的被推出,是钦宗在最后关头做的少数好事之一。靖康元年闰十一月,汴京危在旦夕时,钦宗就派阖门祗侯(官职名)秦存,携带蜡诏前往相州,给了赵构这一个无比威风的任命。

秦存见到赵构,从头发里取出蜡诏,赵构当场宣读,在场军民无不流涕!

十二月初一,大元帅府在相州正式成立,初时即有兵五万。赵构的手下还有宗泽、张浚等一批强将,实力不算弱。

大元帅府几经辗转,最后落脚在济州(今山东巨野)。赵构所辖的官军与各地来投的义兵,与日俱增,不久就号称百万,完全可以左右当时的局势了。但此时钦宗已投降金人,他怕大元帅府的兵马轻举妄动影响他个人的命运,因而对赵构的行动多有制约。

百万大军就这样屯集在济州一带,不得施展。

靖康二年的一、二月,残破的大宋其实还有强大的民心可用,钦宗当初若能单骑逃出汴京,形势也会大不同。但是他的脊梁骨已经彻底断掉,情愿退出历史舞台,去做异邦孤魂野鬼,而把光辉的位置让给康王赵构。

赵构听说“大楚”建立,二帝北行,不禁大哭。副元帅宗泽带领万人驻扎在澶州(今河南濮阳),闻讯后立刻引兵进至滑州(今河南滑县),准备渡河截击,劫回二帝。这一举动,吓得回撤的金军晚间一度连火都不敢生。

但宗泽的行动,其他勤王军并不响应,最终只得作罢。

大元帅府内,耿南仲、汪伯彦之流见最佳的政治投机时机到了,都力劝赵构称帝即位。他们甚至以“天命”来忽悠未来的皇帝,说“靖康”二字,本身就含有“十二月康王立”之意。

张邦昌这边,金人一走,即如丧家之犬。他知道金人靠不住,也有心作出不忘旧朝的姿态。

原宋臣吕好问趁机逼迫张邦昌,将“大宋受命之宝”的玉玺呈送赵构,同时还在相国寺前的小巷中,奇迹般地找到一位宋哲宗时被废的皇后孟氏,迎入皇宫,上了元佑皇后的尊号。

总之,从汴京各方势力传来的信息,都是催促康王尽早即帝位。赵构终于心动,跪受了伪楚大臣谢克家送来的印玺,打发谢赶快回汴京去筹办登极仪式。

宗泽也于此时赶到济州,建议赵构可在南京应天府(今河南商丘)即位,因为此地是赵匡胤的封王之地,地理居中,漕运发达。在这种形势下,张邦昌被迫宣布退位,把自己降为尚书左仆射(左相),率百官上表请赵构即位。孟氏这位“传奇皇后”干脆手书一纸命令,公告天下,说赵构已经是大宋新皇帝了。

这是非常时代的离奇事件。新皇帝本人对此倒尚未认可,等到韩世忠、刘光世等一批将领来投之后,他感觉自己实力已经够了,才正式同意即位。于三月二十一日从济州出发,二十四日到达南京。两天后,张邦昌也从开封赶来,在赵构面前伏地痛哭,只求一死。此时金人还有相当大的威慑力,赵构尚不敢轻举妄动,安慰了这个家伙一通,也没问罪。

五月初一,赵构在南京应天府官署登极,改元建炎,由此成为“南宋”的第一个皇帝,史称“高宗”。

宋高宗因为《岳飞传》的缘故,在我们中国可谓是一个家喻户晓的人物。同时由于冤杀了岳飞的缘故,总体上是个负面形象。但我认为,就他即位前后的这一段时间的表现看,可说是相当稳重,办事节奏把握的很好,各方面因素也都考虑得很周到。

在金军攻克汴京之后的险峻形势下,他既遵循了钦宗的意旨,低调地积蓄了力量;又不惧金人的威慑,在一个恰当的时候果断即位,从而延续了大宋的国祚,总还算难能可贵。

在他搭建起来的班子里,黄潜善为中书侍郎,汪伯彦为同知枢密院事,原兵部尚书吕好问为尚书右丞,宗泽为龙图阁学士、知襄阳府。这基本都是拥戴有功的人。

对钦宗重用过的李邦彦、吴敏等人,则以“主和误国”的罪名,给贬了官,发配到地方上管制。

对前朝的重臣,只有两位是例外,不仅没贬,还给了很高的位置。一是张邦昌,高宗认为他“知几达变,勋在社稷”,特别给予优待,后又进封为太傅。另一位是李纲,高宗觉得新班子的威望不高,镇不住,就任命李纲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,这就是宰相了。并且,还叫他马上就赶来应天府。

对这两人的任用,朝中有些议论。对张邦昌,早在钦宗时期,朝中就有一批“邦粉”,现在都想为他说好话。中丞颜歧上奏说:“张邦昌为金人所喜,虽已为三公,更应该加同平章事”。也就是说,只加了荣誉衔还不够,还应让他参与朝政。

黄潜善、汪伯彦也是曾经的“邦粉”,所以对李纲很排斥。颜歧也主张:“李纲为金人所恶,趁其未到任,应罢之!”

事情闹得沸沸扬扬,最后还是高宗看不过眼去,出面干预说:“如朕之立,恐怕也非金人所喜!”

看来,如史书上所论:“李纲之用舍,系一时之轻重。”不过,也是李纲的命不好,这次他被高宗看重,本应大大施展一番身手的,却仅仅因为突然走红而得罪了黄、汪等一批“藩邸旧人”。从此屡遭暗算,仕途又遇到了新的坎坷。

颜歧为了达到阻挠李纲上任的目的,索性把自己写的奏章原稿,派公差直接送给李纲。这些奏章共有五道,高宗一道都没批。里面的内容都是说:李纲不应为相,给他一个讲筵官(皇帝老师)的闲职就不错了,等等。把这样的文字拿给李纲看,就是想让李纲知难而退。再说李纲率军到达繁昌,忽闻首都失守的噩耗,竟一时不知怎么办才好。他带来的勤王军,不可能就地解散,那样的话,大多数人都将陷于没饭吃的困境。同时士卒也都不愿被遣返——本是豁出一条命出来战斗的,怎能垂头丧气地回师?

经过考虑,李纲决定北上投奔大元帅府。无论如何,这是大宋仅存的一个中央政权。

船到太平州(今安徽当涂)时,又得到高宗“登大宝”的公告,令李纲悲喜交集。钦宗对李纲到底还是有知遇之恩的;徽宗到后来,对李纲也颇有故人之情。两位天子北去,一个时代结束,李纲的心情不可能不复杂。

继续前行不久,他得到消息说:前方不远处的金陵,被叛乱的兵卒所占领。叛军们囚禁了大帅宇文粹中,反了!他们滥杀官吏居民、劫掠官府,焚舟船无数,士民财物被抢劫一空。虽然后来被招安,但贼性仍然不改,常带甲横行,杀戮如故。

李纲立刻写了一份文告送去,要求他们听自己节制,加入勤王军行列。叛军们慑于李纲大名,都表示愿意解甲,听候收编,但仍然不大老实,李纲抵达金陵后,与负责当地事务的转运使李弥安联手,诛杀了叛军首恶者三十六人,其余徒众千余人交由有关武官统辖,为百姓除了这一害。在金陵,李纲向高宗上表庆贺,同时上书论时事,纵论宣和末年以来对金策略的失误。他说:自古中国对付夷狄之患,不过三策,即战、和、守而已。我方如果城池坚、人心固,则可以守;我方如果士卒勇、形势利(地势有利),则可以战;我方如果辞理直、威力强,则可以和。

这就是说,讲和,也是要靠资本的。在能打败敌人的条件下谈和,才是“不战而屈人之兵”的真髓。

李纲分析靖康年间的失利,说,那是因为既不战、又不守,给敌人以可乘之机。只是向敌人乞怜,希望敌人有恻隐之心,怎么能成?就好比盗贼进室翻箱倒柜,主人竟然毫无阻拦,他下次怎能不再来呢?这一篇《上皇帝封事》的奏疏,足足写了七八千字,折算成现代汉语,大概有两万多字的分量。足见李纲对高宗“拨乱反正,以图中兴”抱有极大的希望。

李纲离金陵,率军北上,在途中看到公告,才知道自己被任命为宰相。当初康王赴金营为质之前的慷慨,给李纲留下过深刻的印象,即位后又对自己寄予如此厚望,思之,不禁“感极而继之以泣”。

到了泗州,整个局势有了变化,有诏令各地勤王军均停止前进,解散回归原地。李纲舍不得解散义军,就把从湖南带来的和在金陵收编的兵都留在泗州,自己只带了数百人的护卫队,赴南京上任。过去,尚书省不知李纲已率军前来,给李纲的文件都是发到湖北的。他们得到李纲在金陵的奏疏,才晓得李纲已经近在咫尺了。于是,关于新的任命与皇上欲召见的札子,很快就直接送到了李纲手中。

与此同时,李纲收到的还有颜歧派人送来的奏稿。颜歧的这个搞法非常不合官场常规,在中国古代史上极为罕见。当官儿的一般都很稳重,儒家熏陶下的官场就更是如此,但是事情一旦涉及利益,官员立刻就能变成泼皮!

李纲看了以后,倒是明白了:自己被任命为相,是高宗的“乾纲独断”,外廷大臣则是多有反对的。

这时有人劝他说:“不如就留在此地,不去算了!”

李纲哪里会被这几个小儿吓倒,他说:“国家艰危至此,岂是臣子避嫌疑、自爱惜之时!皇上对我知遇如此,得一望清光,推心置腹,即便将来退归田里,死且不朽。颜歧之言,何足恤?”

话刚说完,宫中又有使者前来催促李纲快行,说皇上决定赐御筵于金果园,由黄潜善主持宴会,吕好问、汪伯彦也出席。

李纲不敢受命,连忙写奏疏推辞。

走到南京近郊,龙图阁学士兼侍读董耘来见,说起前些日子高宗派人持御书,前往湖北迎接李纲,书信上写有“学究天人,忠贯金石。今日百姓之命急如倒悬,若非不世之才,何以成就大事”之语。李纲听了,更是感激流泪,马上就起身赶往行宫。

在南京城门外,黄潜善等三位执政亲自恭迎。他们告诉李纲,御筵已按李纲的意思免了,先请回馆所休息,暂以城北的一处官衙为宰相府第。

歇息了不大一会儿,高宗就派人来宣召。接见的地方是在由知府衙门临时改建的行宫里举行的,这天,恰好是高宗登极满一个月。见了高宗,李纲做了述职,说话间不禁涕泗横流,高宗也很感动。李纲在奏对时首先表示了两个意思,一是他对大宋百官没有气节表示了愤怒:“金人迁劫二圣之后,派奸臣传命,废灭赵氏,而立张邦昌,伪号大楚。在京侍从百官北面屈膝,奉贼称臣,没有一人死节。自古夷狄之祸中国,未有如此者!”

二是表示:中兴大业,责任全在陛下和宰相,而自己力量微小,不足以报答知遇之恩,望皇上收回成命,将宰相改授他人。

高宗这时初即位,头脑还相当清醒,他说:“朕知卿忠义甚久,在靖康时出力甚多,为同僚所不容。朕当时曾进言:欲使夷狄畏服,四方安宁,非以李纲为相不可。今日朕孑然一身,有赖卿左右扶持,共度艰难。此意已决,你就不要再推辞了!”

李纲见对话的气氛很好,就提出了颜歧奏稿的问题——他要把障碍尽量消除在萌芽状态中。李纲说:“假如颜中丞认为,臣之才能不足以任宰相,那还可以;但是说臣为金人所恶,所以不能为相,这我就不明白了!金人与赵氏为仇敌,赵氏之臣为金人所喜者,必有能得金人欢心之处。对这样的人不提防,反而要用为相,则自古卖国者都可为忠臣了!”

高宗听了笑笑,说:“颜歧是有此言。朕已告之:如朕之立,恐亦非金人之所喜者。颜歧无语而退,此不足虑。”

接见完毕,高宗就派人陪送李纲到都堂开始办公,又命三执政也都到都堂聚齐。

次日,有旨让新班子奏事。李纲与众执政奏事完毕,又留下来单独奏对。他对高宗说:“自古人主(皇帝),惟论一相。相得其人(宰相人选得当),则朝廷正,而天下之事成;相非其人,则朝廷乱,则天下之事废。”

这是千古至理。中国古代的皇权体制,实际上是皇帝与宰相班子共治天下的集体领导机制。宰相的为人确乎影响巨大。以往的历史研究者,往往为“封建专制”这个概念的表面意义所制约,忽略了宰相在中国历史上的巨大作用。

李纲说这些,本意还是想辞职,他不想再做一回被人诬陷的政治箭靶。

高宗告诉他:“朕决意用卿,非在今日。社稷生灵,赖卿以安!”——这个问题,就不用再谈了。

李纲内心感激,但还是要把话说在前头,他说:昔日管仲对齐桓公说过,君主往往有几大毛病,一是不能知人,二是知而不能用,三是用而不能任(虽然用你但不能放手重用),四是任而不能信,五是能信而又以小人参之(利用小人给你掣肘),这都是有害于霸业的。

李纲回顾了自己在靖康时期因为“愚直好论事,为众人所不容于朝”的往事,提出要求:“如今后臣再次孤立,望陛下详察管仲‘害霸’之言,留神于君子、小人之间,使臣得以尽职,虽死无憾。昔日唐明皇欲用姚崇为相,姚崇进言十事,皆中一时之病,大多施行,后世赞美之。臣慕其为人,今也有十事上达,请陛下选择可行者批准施行,臣乃敢受命为相。”

“你说吧,无妨!”高宗答应得很痛快。

李纲说的这十条,实际是他的施政纲领,显是在赴南京途中已有过深思熟虑。其一曰:议国事。李纲认为,中国抵御夷狄之法,无非“战——守——和”三个层次,基础是要能战。靖康末期,这三样一样也不行。而今日要战,力量也是不足,所以决不可议和(那样只能自取其辱)。不如以守为国策,等待政治修明,士气重振,再议大举。其二曰:议巡幸。陛下您刚即位,一定要去汴京拜一下太庙,以慰人心。汴京暂时不可居,则可巡幸各地。根据战略地理的轻重,可先去长安,再去襄阳,最后去建康(原江宁府)。

其三曰:议赦令。祖宗在登极时,赦免令是有一定法度的。前一段赦免张邦昌伪官,所有罪官一律复职,太过泛滥,必须改正,应按法律赦免。

其四曰:议僭逆。张邦昌身为国家大臣,临难不能死节,而挟金人之势,易姓建号,南面为帝。其后不得已才奉迎皇上,朝廷尊之为三公,不当。应正典刑(杀掉),垂戒万世。

其五曰:议伪命。国家有大变故,鲜有死节之士,反而是奉贼旨、受伪官者不可胜数。昔日唐肃宗在安史之乱后,对受伪命者以六等定罪,今应仿效,以激励士气。

其六曰:议战。军政久废,士气怯懦,应刷新纪律,赏罚分明。其七曰:议守。贼情狡诈,势必复来。应在江、河、淮沿岸布防,扼守要冲。

其八曰:议本政。多年以来,政出多门,纲纪紊乱,应归政于中书省,重建朝廷尊严。

其九曰:议责成。靖康年间大臣升降太速,根本看不出政绩来。应审慎择官而久任,督促其踏踏实实做出政绩。

其十曰:议修德。皇上初应天命,应注意修养“恭、俭、孝、悌”之德,以副四海官民之望,努力中兴。

这十条,每条李纲在阐述了主旨之外,都有详细的解释,条理分明。高宗接过“议十事札子”,放置在座位上,和颜悦色地说:“待有空细读,有应当施行者,一定批出来。”

高宗看了半夜,第二天批出来议国事、巡幸、赦令、战、守五项,其余五项留中不发,没批准。再过一日,李纲与执政共同奏事,君臣共同讨论已批出的五项。对这五项,高宗基本照准。唯有赦免令一项,说是既然已全部赦免附逆官员,再追回成命很难。不过高宗肯定了以后选官要优先选取忠诚者,并叫刑部把所有附逆者的名单列出,按照等级逐步复职,不搞一刀切,多少表示一点儿惩罚。

李纲见高宗之所以留中五项、批出五项,其中是有些名堂的,于是又单独留下来,上奏道:“留中五事,其中本政、责成、修德三事不是具体事项,自应留中。唯议张邦昌僭逆、议受伪命臣僚二事,皆为今日政事之大者,望早做处分。”

高宗所扣住的议僭逆、议伪命两项,正是李纲认为中兴大宋必须要做的两件事。这并不意味着他钻了道德的牛角尖,以“政治正确”的大帽子党同伐异。他之所以坚持惩治叛变行为,是与一个长远考虑有关的。

目前的南宋从表面看起来,是继承了北宋的法统,并未易帜。但实质上与北宋在国力上有了天壤之别。过去,北宋是天朝大国,辽金再怎么强,也是化外藩邦。而今,金与南宋已分庭抗礼,宋只有半壁江山而已,几乎是一个偏安政权了。

李纲的内心,无时无刻不在想着如何“恢复”。他认为:若要恢复河北河东,就要打掉精英集团内的怕死情绪与投降倾向。如果整个上层政治精英毫无国家荣辱观,遇敌则降,不肯抵抗,且事后高官照做,不受惩罚,那么还能指望谁来推动恢复大业?

惩治叛变行为,就是为了制造中兴、光复的浓厚舆论氛围,以便今后整个国家机器能有效地围绕“恢复”做文章。

而高宗在这个时候,似乎还没想好大政方针,凡事只是采取一个谨慎态度。惩治所有的附逆官员,对他来说,这药似乎太猛了一点。即位之初到处都要用人,这样一竿子打下去,还有多少人能为我所用?他颇为犹豫。

所以,他对李纲说:“执政中有人与卿的议论不同,等协商好了再说。”

李纲内心一阵冷笑:不过就是那几个“邦党”而已!他抢上一步,向高宗陈述己见,侃侃而谈:

“现在各方面对张邦昌的议论不同,臣请以《春秋》之法判断之。京城的人,说他们因张邦昌立为皇帝而得生,且免于再次被搜刮金银,因而赞美他有德;元帅府的人,则说张邦昌不待征讨就主动奉迎皇上,因此可以宽恕;而天下之人,则说张邦昌是出于不得已而奉迎皇上,因而愤恨之。京城之人、元帅府之人之所以那样说,是私心也!天下之人愤恨者,是公心也!”

张邦昌问题的症结在哪里是一清二楚的,但是朝中精英分子讲起歪理来,却是振振有辞,说没有张邦昌就没有宋高宗,搞得李纲好不恼火。他就此发出了一连串的质问:“比如大户人家偶遭寇盗,主人家属皆被绑架去,其仆人欲占有主人家室、奴婢。幸而主人之子自外归来,仆人迫于众议归还所有,而欲以此为‘有功’,这可以么?陛下之立乃天下臣民所拥戴,邦昌何力之有?陛下欲建中兴之业,当先正朝廷。而如此尊崇一个僭逆之臣,以示四方,谁不寒心?伪命臣僚一律不问罪,又何以励天下士大夫之志?执政中若有意见不同者,请降旨宣召,臣愿与之廷辩。如臣理屈,就不再多言!”

高宗同意了,派宦官宣三执政进殿,再讨论一下这个问题。

推荐热门小说官场之惑,本站提供官场之惑全文免费阅读且无弹窗,如果您觉得官场之惑这本书不错的话,请在手机收藏本站www.xiangcun3.com
上一章:大宋天倾地陷都是自己作的孽 下一章:影响南宋150年的“规模说”
热门: 红色巨兽颓然倒下之谜:苏联的最后一年 被爽文男主宠上天 死亡概率2/2 最美不过 美丽的凶器 历史的镜子 朕在豪门当少爷 超级男神系统 怨灵 伯特伦旅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