影响南宋150年的“规模说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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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家都知道,往往有的历史人物在后世名气不彰,与他生前的卓著功绩很不相称。李纲就是这样一个人。时至今日,他几乎要被时间的尘埃所淹没。

由于通俗文艺大力传播的缘故,岳飞、韩世忠,甚至岳云、牛皋、梁红玉这样的人物,在很长时间里,都是中国家喻户晓的人物。李纲却没有这样幸运,他不仅不是文艺作品中的闪光人物,甚至在正规的史学研究中,其贡献也往往被低估。

据今人研究表明:南宋的有识之士一直在提倡一个说法,以现代语言来表示,就是“没有规模,无以图恢复”。

——这里的“规模”二字,可以理解为“框架”、“规划”、具体指安邦之策。

这个“规模说”的首创者,就是南宋第一任宰相李纲。

他在正式上任后几天,就系统地提出了“规模说”,概念非常清晰,论述非常全面。

他说:“以今日国势与靖康间相比,相差不远。然而有可为者,是因有陛下英明于上、群臣团结于下,这才有可能革靖康之风,以图中兴。然而今日之事须有规模,并须知先后缓急之序。所谓规模者,外御强寇,内消盗贼,修军政,变士风,裕邦财,宽民力、改弊法,省冗官。诚号令以感人心,信赏罚以振士气,择将帅以任方面,选监司、郡守以奉行新政。待我以此完成‘自治’,政事已修,然后才可以议大举,问罪金人,迎还二圣。”

这是一个先内后外、韬光养晦的大政方针。这里提到的“自治”,意为内政完善。

靖康之后,大宋从上到下、从朝堂到民间,精神上都蒙受了一次重创,灰心丧气者有之,茫然无措者有之,急于恢复者有之。而实际情况也非常严峻,大金的军事打击随时可至,南宋内部游兵散勇和“盗贼”到处作乱,国家根基非常脆弱。

不要说恢复失地,就是维持现状也很难!

李纲的这个战略设想,就是告诉人们:先把政治搞清明了再说,不能丧气,也不能急躁。反攻的事将来是功到自然成。

接着他提出了首先要解决的问题,就是把金人再次入侵的可能性降低到最小。方法不是委曲求全,过去以忍让换和平的教训太深刻了。所以他提出要“料理”河北、河东,不能因为名义上割让出去了,就不管了。

他说:河北、河东是国家的屏蔽,料理出头绪后,中原可保,东南可安。要是弃置这两路不管,而欲自安于东南,就像外有盗寇,不设藩篱而想自安于内堂一样,那可能么?

李纲接着分析,河北、河东虽遭金人蹂躏,但实际上只失去了十来个州郡,其余州郡都还在为朝廷守城。

各地士民、兵将,拥戴大宋之心甚坚,能守城的守城,能结寨的结寨,皆推豪杰为首领,聚众多者数万人,少者也不下万人,仅知名字者就有十余处。朝廷若不趁此时设置官府、派遣使者进行招抚,不派兵去援救其中危急者,恐怕他们就要为金人所迫。强壮、狡诈者降金,其次为盗,老弱妇孺渡河投宋,而朝廷将何以待之?

金人历来善于招降。两路军民虽怀忠义之心,然而救兵久而不至,危急无告,必然会怨恨朝廷,金人就会趁机招抚,皆成为精兵。金人派出将领驱使他们侵扰中原,中国之兵必将望风奔溃,难以控驭。李纲提出,应尽快设置河北招抚司、河东经制司,下力气经营两河。要联络豪杰,收复州县,由朝廷发给他们钱粮、任命书,有功者马上给官做。只要能保全一州或收复一郡者,根据功劳授予节度使、防御、团练使等职,就像唐朝方镇那样,既绝了他们的投降之心,又能借其力御敌。朝廷将因此长久无北顾之忧。最后,李纲明确指出:“此最今日之先务也!”

经过廷议,大家也都同意。高宗便问:“谁可担当此任?”

李纲奏道:“陛下倘若采用臣之计策,臣当询访其人,再行奏报。”退下后,李纲就此事咨询了一些大臣,大多数人都提出了两个人选:一个是张所,可以招抚河北;一个是傅亮,可以经营河东。对这两人,尤其是张所,李纲也颇有耳闻。

张所,山东人,进士出身,极有才气与谋略,靖康年间为监察御史。当时金人第二次“犯阕”,李纲已被贬到外地,张所身处围城之中。朝廷为让金人退兵,决定将河北割弃,大臣们想以卖国求得安稳,独独张所上奏,请求携带蜡书去河北募兵,以回援京师。钦宗同意了。张所到了河北,士民如久旱望云霓,皆喜曰:“朝廷欲弃我于夷狄,居然还有一张察院欲救我乎!”当下应募者云集,竟然达到了十七万人,张所也因此“声满河北”。

等到他把这支队伍整顿好时,不幸京城已破,回援计划落了空。高宗在南京即位后,张所是在外臣僚中第一个到“行在”报到的。他把应募首领的姓名、兵马人数、整编情况等写成报告,上奏给高宗。一开始,朝廷对他的功劳很满意,准备授予他郎官职务,出使河北,仍继续经营此事。但刚好这时张所以监察官员的身份,上章指责黄潜善及其兄黄潜厚“奸邪不可用,恐害新政”。

黄潜善受到这个弹劾后,便按惯例上书引咎辞职。但高宗对黄还是相当信任,没有准许,反而将张所贬为凤州团练使,安置在江州(今江西九江)。

当臣下有了争执,皇帝必须表态支持其中一个时,究竟支持谁才好?这是一门艺术。一般来说,上司都愿支持自己最宠爱的下属,以示权威不可挑战。至于两人谁是谁非,根本就不予考虑。

发生这些事时李纲尚不在朝中。现在大家的舆论都比较一致,说去河北非张所不可。李纲也予以认可,但他并不是书呆子,立刻想到了“官场潜规则”。张所既然弹劾过黄潜善,那么任命张,黄必然阻挠。可是事情急迫,一时也找不到其他更合适的人。于是不得已,李纲就专门去黄潜善家中拜访,坐下来与黄款款聊天,先就此事沟通一下。

李纲说:“吾辈蒙皇上恩典,就职于艰难之秋,实负天下之重望,而四方士大夫,也多有受召而不来的。近日朝议,准备设河北招抚使,然而经过搜访。无人可以承担。独有一张所可用,但又以出口狂妄而得罪。像他这个罪,谁都认为处理得当,但眼下事迫矣,一失机会,悔不可失,不得已不妨先用一下。如果用他为台谏,让他身处要地也不妥,不如让他顶一个临时的名义去招抚河北,他会冒死立功赎过。不知公意下如何?倘若黄公能先国事,后私怨,不亦美乎!”

黄潜善虽不是正直的人,但他的韬略心机也很深,知道李纲正红火,正面硬顶不成,便对李纲的请求欣然允诺。李纲立刻抓住时机,向皇上推荐张所,并夸奖了黄潜善的宽宏大度。高宗听了很高兴。这时的李纲不仅是宰相,还兼任了御营使,进封“开国公”。这般恩宠,使他不断思考如何才能更好地报国,对军事上的筹划也更用心。他精心选择的两个军事人才,是他建设中兴“规模”的第一步。高宗对他基本言听计从,于是下旨:张所以通直郎名义,充任河北招抚使。

这时候张所还在贬谪的途中,朝廷特别派了使者去追回,二十天后才回到京城。高宗立即传旨召见。在对答时,张所很称高宗的意,于是得赐五品官服,由内府拨给钱百万缗,做为募兵的半年钱粮,还发给空白委任状一千余份。又调派京畿兵千人为卫队,招抚使的官署将佐听凭张所自己安排。总之,一切可以便宜从事。

张所得了“尚方宝剑”,又在行在逗留了二十几日,待筹划得差不多了,就起程出发。

另一位人才是傅亮,陕西人,因边功而得官,熟悉兵事。靖康之初,这条汉子激于爱国大义,自己跑到京师上书言事,建议以亲王为元帅,在河北特别是燕京一带拉起队伍来。这建议钦宗大不喜欢,派人把这个冲动的边官押送出都门了事。

到当年冬天,又有人向钦宗举荐傅亮。这次钦宗是在被困的危难中,很容易想起爱国者的好处来,于是急召进京。然而傅亮人还没到,京城就破了。傅亮率陕西、京西勤王之师三万人,第一个抢到城下,屡立战功。

他治理军队有如古人,军队面貌是“斩斩然整一”,大概很像吴起、周亚夫一类军事家吧。高宗即位后,傅亮赴行在报到,被授予通直郎。傅亮的为人“气劲言直,议论不能屈折”,因而“执政不喜之”,让他去滑州做了个知州。

他这样的人,在潜规则盛行的中国官场,确属十分罕见。当时滑州在金军两次入侵时都是首当其冲,连个城墙都没有了。傅亮知道这是执政在坑他,把他放到危险的第一线,他也不在乎,上疏道:“陛下只要能复归京师,臣便能守住滑州;陛下不归,则臣也守不住这地方!”

执政就看不得这样有血性的人,于是指责这话说的不敬——难道想跟皇上叫板?最后以“悖傲不逊”之过,降为河阳府通判。傅亮鄙视这班玩权术的攻坛大佬们,甩甩袖子“愤懣而去”。

待李纲赴行在时,傅亮已经走了。李纲连忙派人追回,对他说:“连日来观察你的智谋气节,真可以为大将!你先不要走。”

这次李纲抱着试一试的想法,把这个冒犯了高宗的傅亮推荐上去了,认为他可以经略河东。高宗对李纲说:你知道他在上疏中是怎么说的吗?

李纲早已有备,对答曰:“人臣论事,言不激切不足以打动人主,激切则不免近似于诽谤不敬。所以古时的皇帝听谏言时,必察其动机,如果出于诽谤之意,那自然罪无可逃;至于仅仅是言论激切,必宽恕之。傅亮之言,不过欲激陛下归京师,非有他故,愿陛下包容之。况且如今人材难得,将帅之才尤难。如傅亮者,今未见有可比者,他日必能为朝廷立大功。气劲言直,乃关陕风俗之常,不足为怪。”

这么一说,高宗便消气了,马上召见傅亮,赐五品官服,让他带兵万人并充足的钱粮,去经营河东。

对于河北、河东的一切事务,李纲颇为在意。上任之初,正逢皇子诞生,李纲率执政入贺,趁机上奏道:“皇子降生,依祖宗先例,应当大赦。陛下登位时,已经大赦天下,而独独遗漏河北、河东与勤王之师。两路为朝廷坚守,如果赦令不及,人将以为朝廷已将其遗弃,何以慰忠臣义士之心?而勤王之师虽不曾用,但在路途上往返奔波半年,带甲荷戈,披霜冒雪,也甚劳苦,且疾病死亡者不可胜数。如果恩恤不及,日后再有急难,何以使人?”

高宗听了,猛然醒悟,便采纳了这条建议。

接着李纲又敦促皇帝下诏,褒慰两路军民,正式公布“保全一方即加官”的决定,同时也有诏,令两路军民不得无事生非、随便怀疑和擅杀官员。

李纲也考虑到了两路在经济上的困境,命有关部门紧急印刷钞票送往两路州郡,又拨款给两路漕运司买粮供应军民,调拨部分内地的税金供两路行政支出使用。

这些措施立竿见影!两路军民都知道了新天子的恩德,人心振奋,每天递往朝廷汇报军情的蜡书不断,经常有大破金军的捷报传来。啸聚山寨的豪杰也纷纷应募投军。金军留在三镇地面上的围城部队,见势不妙,不得不纷纷撤围。

李纲又挑选了可用的武将,沿黄河设立了六处沿河巡察使,各负责一段,作为前线的情报机构。

这时候黄潜善建议:可以令马忠率领所部兵马,会合雄州弓箭手李成所招募的五万人,瞅个空子进入两河界内,金人必会解除所有州郡之围而图自保。

对此,李纲却有不同看法。他说:“这叫做‘批亢捣虚’,固然是古之兵法,但我军士气太弱,恐不可深入。而且马忠此人在靖康初尚肯卖力,后官高志满,爱惜名声不肯决战,屡遭败绩,恐不足以胜任。不如派他协助张所,先就近克服睿、卫、怀三州,而后乘胜北上,则诸郡之围必解,真定也可收复,河北从此无事矣!”

此时金人留在三州的军队仅有数千人,其余武装都是驱使百姓,令其剪发充作“伪军”。张所受命招抚之后,已派间谍与之通气,被胁迫的宋人多愿为内应。若官军出击,里应外合,三州可指日而下。但是黄潜善还是坚持自己的意见。高宗经过考虑,同意了黄的意见,李纲也不愿力争。于是朝廷任命马忠为河北经制使,张换为副使。张换也是陕西人,为人质朴,有谋而善战,其才干远胜于马忠。朝廷让他既为马忠副手,又负责协助张所。

这是李纲任宰相以来,高宗第一次没有同意他的意见,其用意为何,不详,也许是为了在李纲与黄潜善之间搞一下平衡。

内政方面,清理附逆的事情仍在进行。谏官邓肃曾身陷围城中,对附逆官员的情况知之甚详,他上呈了《论伪命臣僚札子》,提到有遗漏的“余孽”。李纲便命开封留守查询出姓名来。在追查过程中,有一个意想不到的情况:罪官们的供词往往涉及吕好问!

附逆问题事关现任执政之一,这事情就闹大了。吕好问是大宋名门之后,曾祖父吕夷简、祖父吕公著,都是赫赫有名的宰相。起初由李纲推荐他为谏官,其后为侍从。张邦昌僣逆后,拉他做了伪执政,算是落了水。但是,他任伪官后做了一件事救了他自己。那就是,曾写蜡书秘密送至大元帅府,敦请赵构赶快即位。因此高宗一上台,首先就投桃报李,提拔他为右丞。

然而,现在秋后算账的来了。邓肃在谈到他时,因考虑他有功,语气还颇为宽恕。但是侍御史王宾就不那么客气了,上疏极言吕好问不忠:“好问在围城中,二圣被拘押在虏营。他应该以蜡书催元帅府进兵解救,却反而劝进(劝赵构登极),此乃‘怀贰挟奸’,无大臣节操。何况还曾有受伪命的污点,因此不可立于新朝!”

这个参奏依据的是堂堂正正的原则,无可辩驳。吕好问当初所做的倒不一定是彻头彻尾的政治投机,但的确是从务实方面考虑得较多,以为自己这样做是押对了一宝。没有想到,当一切危机过后,人们的评价标准仍是一个不变的原则。这就是民间所说的“出来混都是要还的”。

——这可以视为一条戒律。任何以“形势所迫”为借口的叛卖、堕落行为,迟早都是要还的!

吕好问为此大惭,只能极力求去。不久,高宗就让他知宣州(今安徽宣城)去了。

谏官邓肃还有一疏,是弹劾前朝红人耿南仲的。耿南仲担任割地使时险些被拒降的河北军民抓住,他溜得快,跑到了汪伯彦那里安身,成了大元帅府里最早的一批人,但此时还是被揪了出来。

在讨论他的问题时,高宗心里明白,恨恨道:“南仲误国罪天下共知,朕曾欲持剑击之,夫复何道!”一挥手,把他打发到岭南安置去了。

导致北宋灭亡的真正罪魁之一就落得个如此结局。

这一段,在王宾的坚持下,还对金军入寇时表现不同的地方官及将领,做了甄别清理。金军入侵时,官员中有以死固守的,也有贼未至而先逃的,都分别给予褒贬,以明功罪。

高宗也鼓励言官举报,一并处置。于是大家又提出了一批官员,其中有宣抚副使折彦质、陕西制置使钱盖、防河官员许高、许亢等,都是金军一来,就吓得逃奔川峡、湖北和江南等后方去了,简直不成体统。高宗下旨,对这几人都做了严厉处理。

后来南康军有奏报说,许高、许亢在流放琼州吉阳军(今海南三亚)的途中,过境时密谋造反,当地知军事李定、通判韩璹在紧急中斩之,现两名官员待罪,请示处分。

在讨论时,大家都说这是“擅杀”。

唯独李纲力挺两个小官,说:“靖康时任命高、亢二人守河,派给的兵将甚多,贼还没到就先逃跑,以铁骑五百护送全家直趋江南,沿路劫掠甚于盗贼。朝廷不能正军法,而一军垒守官就敢诛之,必健吏也。这可使日后受命御贼者,知道擅自撤退则郡县之吏亦得诛之,不也能使他们略知有所戒么!是当赏。”高宗同意,命给两名小官各升一级。

这一段时间的清理,对力扫投降怕死颓风、高扬爱国气节,有着巨大作用。许多有血性的臣僚都很兴奋,似乎看到了中兴的希望。当时,原开封知府和留守两人,因为怕死而被贬官,这两个职位空缺。京师重地,亟待重整,必须选干员去任职。李纲就积极推荐宗泽担任。

宗泽是浙东人,自从任小官以来,就浩然有气节,敢作为,“不诡随于世,以故屡失官”。可想而知,在中国以“阴柔”为主调的官场中,这类刚烈人物从来就是命途坎坷。

靖康间,宗泽在磁州做知州,正逢康王赵构作为议和使北上路过,宗泽认为金人已大举进犯河北,形势难料,极力劝康王留下,不要北上。后来,在赵构开元帅府、登大位的过程中,也出力甚多。这就必然为汪伯彦等同僚所忌之,百般诬陷,以至不能留在元帅府中,被赶到襄阳去当了知府。

李纲到达南京行在时,正巧宗泽来办事。李纲与他攀谈,觉得其言“衮衮可听,发于忠义,至慷慨流涕”。这印象太难以磨灭了,因此,此次便力荐宗泽。

提起宗泽,高宗是太熟悉不过了,不禁一笑:“宗泽这人在磁州凡下令,一切听于崔府君。”

这崔府君是何许人也?竟能使刚直不阿的宗泽如此毕恭毕敬?原来,这位大师并不是一个肉体凡胎,而是一尊神,且与高宗关系甚大。

早在南宋时期,无论官史还是私人笔记,都有关于“泥马渡康王”的传说,说得神乎其神。这个故事的主角就是民间神祗崔府君。当年康王赵构在磁州滞留时,宗泽曾经陪康王拜谒过城北的崔府君庙( 当地人称之为“应王祠”)。

这座民间神庙位于通往邢、洛州的驿道旁。康王前往的那一天,此处“民如山拥”。磁州距金营仅有百里,百姓因担心康王会取道于此继续北行,所以聚集在神庙周围号呼劝谏。

康王进了庙后,卜得一个吉签。于是庙吏十数人就抬了应王轿舆、抱着庙中神马,请康王坐轿回馆舍休息。当时情况很乱,与康王一道出使的尚书王云,不知为何包袱里塞了一条金人头巾,被民众搜出,疑为金人奸细,竟被当场打死。

康王赵构见民情汹汹,便留了下来,并于次日去了相州。假如没有这一偶然事件,也许就没有后来赵构在南京的即位。实际上赵构当时也被吓得够戗,但后来南宋官私记载中却将此事大肆渲染,演绎成了“高宗为王尚书云迫以使虏 ,磁人击毙王云。高宗欲退,无马可乘,神人扶马载之南渡河。”(见程卓《使金录》)这就是后来“崔府君显圣”、“泥马渡康王”传奇故事的发端。

李纲见高宗提起往事,连忙为宗泽辩解:“古亦有用权术、借神以行其令者,如田单是也。宗泽之所为恐类于此。京师根本之地,新经战火,人心未安,如没有合适的人去镇抚,不单外寇为患,内变也甚为可虑。令宗泽当此任,方可放心。”

高宗想想,采纳了李纲的建议,让宗泽兼任开封知府及留守,主持京师的军政。

宗泽这一年已是六十九岁的白发老将。当他来到开封府时,金军还有部分骑兵屯驻于黄河边上,金鼓之声,朝夕相闻。城内经过战乱,城楼破损,兵民杂住,盗贼横行,人心惶恐不安。老将军到任后剿抚两用,杀了几名大盗,又收降了一批巨寇,一下就稳定了军心民心。他又发动军民修复城池,屡次出师挫败敌军,京师形势很快好转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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