跟皇帝也可以说一声“拜拜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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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纲与高宗这一对君臣,从建炎元年六月初六起,开始共同操控朝政,一直很默契。高宗对李纲尊敬有加,凡事无不请教,视若老师。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七月中也没有太大变化。两人每日见面所议,有很多都是在探讨靖康之败的原因,以作为将来图大举的经验教训。

七月某日,在议事时,高宗突然出示了一件绢背心,对诸大臣说:“道君皇帝自燕山密遣使臣,带来此物,领子中有他亲书‘便可即位,来救父母’几字。”

睹物思人,在场大臣无不深深震撼!

李纲与执政们看了背心,都流泪拜奏道:“此乃陛下受命于道君的明证!应藏之太庙,以示后世。道君皇帝远幸沙漠,寄厚望于陛下如此,臣等敢不竭尽全力措置边事,以实现陛下的孝思?”

等诸执政退下后,高宗的心情也很难平复,就与李纲探讨起靖康年间的得失来。

在高宗印象中,钦宗皇帝在位时,处理政事相当勤奋,所以他很奇怪:“渊圣(指钦宗)批阅奏章,有时终夜不寝,而结果有播迁之祸,这是为何?”

李纲深知问题出在哪里,于是答道:“渊圣皇帝早年当太子十余年,美德闻名天下。即大位后,勤劳恭俭,虽古之贤主,也胜于他不多。但他处在国家艰危之时,勤俭有余而英明不足,不能分辨忠邪。一旦议论纷纷,则为小人所惑,所以最终误大事。人主之职,只要能知人而善任,近君子而远小人,虽不亲自处理细务,而大功也可成。不然,即使在批阅奏章时每日定量,吃饭由卫士传餐,亦无益也!”高宗听了精神一振,觉得这“抓大放小”之说甚有道理。

李纲接着分析靖康之败的缘由:“靖康初,金人犯阕时,中国的应对之策,做对了的有二:一是道君禅位(使金人出师无名,并挽回民心),二是渊圣皇帝固守京城(稳定军心)。假如其后再做对了一件事,也就是做出正确的决策,中国就可无事。可惜战与和两者皆错,以至出了大变故。和之失在于,对金人所提出之条件,不能答应的应坚执不许,但我方一切皆允诺,这是向敌人示弱。一旦不能兑现,金人当然要再次入寇。战之失则在于,当时勤王之师集于京城四周三十余万,臣献策说不宜分兵,而应以重兵与金军对峙,待其无粮,围而击之,一举可破。可惜当时不以为然,将兵权分开,所以姚平仲才得以冒险出击。而后又因劫寨小败而不敢再战,贼退又不肯追击,遂使金人有轻视中国之心,而中国之势日弱。臣以为,机会之来间不容发,一失机会,悔不可追。愿陛下以靖康为鉴,审处而决断,方可成功!”

高宗还是不大明白:“靖康之初能守,而金人再次来犯,遂不能守,何也?”

李纲当然也想过这问题,早就归纳出了五条,当下逐一道来:其一是,金人第一次入寇,不知中国虚实,也没想到要“犯京阕”,只是因为中国失备,被他们钻了空子,才打到了汴京城下。宗翰兵又失期未至,所以宗望攻城的愿望并不强烈。而第二次,金人则是抱定了吞噬中原之心,战争目标清晰,这就很不同了。

其二是,第一次金军至城下,不数日,勤王之兵已至,对金军构成了很大威胁。而第二次是城被围住了,朝廷才发蜡书募天下兵,事不及矣!

其三是,第一次金人驻扎在城外西北隅,而京城守备的主力——行营的军队也驻扎在城外的要害地区防守,京城与四方的音信络绎不绝,城并没被围死。勤王兵一到,“贼”即敛兵不敢出。而第二次是朝廷为制止金军驻扎,决开水口,淹没了城外西北数十里,而对东南方向却不派一兵,结果让金军占据了东南,把一座城完全包围住,城中音信不通于外,勤王兵也进不了城。这是自己把自己给困死了。其四是,第一次被围,正逢钦宗刚即位,人心振奋;将士们看到了新的希望,所以肯用命。第二次是钦宗执政了一段时间之后,赏罚失当,人心背离,战斗力随之大减。

其五是,第一次围城时城内防守措置有序,号令严明,昼夜检查,毫不松懈。而第二次在关键岗位上无人负责,“贼”至,造桥渡濠,竟然听之任之。结果金兵数十人登城,城上将士即溃,基本等于没有防守。

对汴京两次被围不同后果的缘由,李纲已经分析得很透彻了,除了一些具体的因素之外,从总的战略、策略上分析的确就是如此,即便后世的人也没有什么更多的文章可做。当时以及南宋后来的有识之士,也都看得很清楚——“李纲在,汴京在;李纲去,汴京失”,因果分明,铁案如山。所以,在李纲身后,对他的评价一度达到很高的程度。

李纲的上述分析,高宗给予首肯,他命李纲把第一次围城时的措置写成札子,留中研究。

君臣俩到现在还看不出有什么嫌隙。从当年七月中旬的有关记载来看,导致李纲后来罢相的导火索,起与李纲与黄潜善、汪伯彦之辈的理念与权力冲突。

一般来说,中国这么大,外部力量一时是打不垮的;事情搞不好往往是出于内争。在皇权体制下,科学、客观、实事求是的理念不可能长久占上风,最终决定是非、胜负、宠辱的,说到底就是权术。仁人志士们再怎么叹息也没有用!

最初产生争议的是关于李纲提议的“买马”一事。李纲曾建议:“金人专以铁骑取胜,而吾以步军对阵,容易溃散。今行在之马不满五千,其中可披甲上阵者无几。为权宜之计,非在民间购买不可。请先下令,下级将校不许乘马;然后令州内之官民有马者,按等级给价取之。不得将马隐寄在权贵家中不报,也不准借买马骚扰民间。则数万匹马还是可以搜罗到的。买马之资,国家无力出,须劝募民间出财以助,有捐资多者,可授给官职以作为补偿。”

这个建议是强军之策,高宗自然同意,有诏让三省按步骤施行。诏书按照李纲的建议,明确规定:“文臣允许养马一匹,其余官吏士民有马者,一并交给官府,各地长官负责查清马的数目、等级,以钱偿付。限半月查清,有隐匿者以违制论。”同时还规定,国家鼓励从军,白身平民从军,被服用具由国家全给。良家子弟自带弓马从军,国家每月发给钱米。官吏、寺观、民户愿以私财助国者,按财物多少推恩。

这些措施刚一实行,就有谏议大夫宋齐愈跳出来,上疏弹劾李纲说:“民财不可尽括,西北之马不可得,东南之马又不可用。至于兵数,每郡增二千,岁用千万缗,费将安出?”

这种说法,如果不看背景,似乎很有道理。可是,在南宋百废待兴、尤其需要加强防务以立国的背景下,这种貌似公允的调子,其隐含的意义就不止是对一两项政策的否定了。

高宗居然也就听信了这种说法,让三省不要再推行原来的买马政策了,每州买百匹即可。东南不产军马,因此免于施行。此外劝民出资的政策也一律停止。高宗解释说,更改政策是由于“恐致骚扰”。李纲的权威第一次受到挑战。

可巧这个宋齐愈,在这时自己出了问题——有人弹劾他在围城期间有立场问题。

宋齐愈,字文渊,号迟翁,籍贯及生年均不祥。宣和中为太学官,当时徽宗召见,命作梅词,要求必须是前人所未道之语。宋也算个很有才气的词人了,立刻写了一首《眼儿媚词》,内有“霏霏疏影转征鸿,人语暗香中。小桥斜渡,西亭深院,水月朦胧”之语,清新可读,徽宗见了,不由连连叫好。

在钦宗朝时,他为右司员外郎。战乱后从围城中逃出,来到行在,自报在靖康年末请了病假,因而没有参与伪楚之事。后高宗授予他谏议大夫。

现在,有臣僚揭发:他是立张邦昌为“皇帝”的首倡者,且证据确凿。李纲与执政将这个检举奏疏呈了上去,高宗震怒,命交给御史台审问。审问结果其罪行无误,宋齐愈自己也服罪。

当时,为他说情的人颇多,但是高宗却不能释怀:“齐愈奸佞悖逆如此,岂可不正典刑!假使邦昌事成,置朕何地?”

皇帝发了火,于是大家再不敢言。这位政治不过关的才子,最终被推出西门斩首(一说腰斩),罪行张榜于街巷。

宋齐愈在甄别运动中被揪出,纯属咎由自取。但是由于李纲是“议伪命”的倡导者,所以宋的被杀,有人就把账算在了李纲头上,在稍后引发了一场政潮。

与此同时,还有御史台审结的陈冲、余大均、洪刍、王及之等案也一并报高宗处理。这些人都是在围城中诱惑宫女为妾,或把犒劳金军的金银占为己有的罪臣。高宗在公文上批道:“此何等时,乃敢如此!”愤怒之情,溢于言表。

起初,这四人也有可能掉脑袋,众人连忙解救,高宗松动了一步,批示:罪重者流放登州(今山东牟平)沙门岛,永不放回,其余的编管岭南。

此外,龙德宫华国夫人李春燕也被逮,由京城留守司等衙门会审。查实张邦昌在结束“皇帝”生涯回府时,李春燕送他出禁中,告别时的谈话涉及高宗当藩王时的隐私,按律为“指斥乘舆”,也就是骂皇帝。

还有张邦昌当时住在福宁殿,李春燕曾让自己的养女——宫女陈氏为张邦昌侍寝。后来张邦昌很中意这位小娘子,就用姐姐的一个丫环将陈氏替换出来,收在了府中。这个问题就更严重了,是他狗胆包天睡了皇帝的宫女! 事情一审出来,高宗又震怒了:“邦昌竟敢住宫禁寝殿,私奸宫人,可见其何等猖狂!”

——叛国的事情不恼,睡了个小保姆却要大光其火。上级有时候对事物的判断常常让下级摸不着头脑。

李纲并不像有些人想象的那样,对这一系列罪臣在处理的时候非要置他们于死地,就连对宋齐愈,他也曾以大赦为名力救,尽管他知道宋与黄潜善私交甚好。这次对张邦昌也是一样,李纲提醒高宗道:“邦昌既敢僭窃位号,陛下已特恩宽宥,此乃细故(小事)耳,似不须加罪。”

然而高宗不这么看,卖国不要紧,侮辱了皇家的面子才是大事!他大笔一挥,赐张邦昌自裁!之后,就派了殿中侍御史马伸,急赴潭州监督执行。

张邦昌欠大宋皇朝的一切,就此全部偿清。据说,他临死时曾大呼冤枉,后世也有人为他鸣不平。不过,他的所谓“冤或不冤”的问题,一句话就可以说清楚——难道卖国还有什么苦衷么?

宋齐愈跳出来阻挠李纲的备战计划,他命不好,自己找了死。但是,朝中对李纲的攻击并未停止。

黄潜善营垒里又蹦出一个河北转运使张益谦来,指责张所的河北招抚司扰民。他说:“自从招抚司设立以来,盗贼越招越多,白昼杀人,不如罢之,将此事交给地方帅臣去办。”

李纲十分愤怒,对高宗说:“张所目前仍留在京师招集将佐,尚未及行,益谦何以知其扰民?朝廷以河北民无所归,聚而为盗,所以才实施招抚,要借其力而用之,岂因置招抚司而有盗贼乎?今京东、京西群盗横行,攻掠郡县,又岂是招抚司之过?目前局势艰危,朝廷欲有所振作,张益谦一个小臣,却以非理阻止,此必有主使者。不惩之,无以戒妄议!”

但是高宗多少受了张益谦的影响,下旨招抚司:一旦就绪,马上渡河,不得抽调京城守兵,一切装备由朝廷供给。招抚来的河北兵民要严加管束。同时又让张益谦做个详细的报告呈上来。

黄伯彦把持的枢密院绕开尚书省,将张益谦的申诉状直接呈递皇上,取了旨,痛批了一顿招抚司,并行文河北各州县。文件下发数日之后,才跟尚书省打了个招呼。

李纲见了这个,差点气晕了,立刻拿了这份文件,与汪伯彦等在廷上展开了一场激辩。

先前高宗对招抚司的告诫,尚书省已有公文发下,传达了圣上意旨。现在这个枢密院公文,内容与尚书省的不同,你叫下边听谁的? 李纲奏道:“张益谦所奏都是细故,且有待考察,尚书省得旨后已发文,而枢密院又另外取旨痛批之,此何理也?不过欲与张益谦互为呼应,以细故害大计、压制张所罢了!朝廷委派张所招抚,措置刚刚就绪,即将成功,却遭打压如此。州县知道朝廷有不同意见,如何还肯努力?弃事功于垂成,真可惜也!臣不知朝廷对于张所,是欲其成呢,还是欲其败?欲其成,则不当打压之如此,欲其败,则不如罢去算了,不要这样挟私害公了!打压一张所又何所难?但是误了国家大计,使河北兵民、州县尽为金人所得,中原不能保,何人能负其责?靖康间,就因朝廷意见不同遂致大祸,今日岂可复蹈前车之辙?”

这一番痛斥酣畅淋漓,且不管你什么君主尊严、大臣体面,把“潜规则”撕破了说话。直说得汪伯彦脸上红白不定,无言可对,只得咬定不知道尚书省已有公文下发。

高宗当然也无话,只得让枢密院改正,还是以尚书省的公文为准。对张所问题的处理,可以说是李纲在朝中与黄、汪第一次公开爆发冲突,此前他与两位执政起码还保持着表面上的和谐,所有朝中大事都是经过商量才报呈高宗的。黄、汪这次的背后捣鬼,换了别人,也许会忍让一下就过去,或者也报以阴柔之术,但李纲行事向来不愿委琐,所有意见都是直通通地说出来。

这些话高宗听了会作何感想?李纲全不予考虑。承平时期,玩玩权术猫腻尚可以理解,国家危殆如此,还在把国事当儿戏,翻三覆四,是不是不想要这个国家了?

李纲想的是:事情就这么明明白白,我也就把话说得明白。若不相信的话,金国的大军立刻就能让我们大家都相信。

这种直率,导致他与高宗的关系骤然变得紧张。

建炎元年的七月十二、十三日前后,李纲听到朝臣们有议论,说高宗还是想巡幸东南,一点儿回驾汴京的意思也没有。对此,李纲颇感震惊。如果高宗要向东南转移是实,那么就不仅仅关乎李纲个人的命运了,而是将直接影响到宋、金今后的关系,影响到南宋今后立国的格局和命运。

皇帝往东南走,南宋就将永远是个偏安的小朝廷;皇帝若能返京,金人退出大宋全境则是指日可待的事!

两种前途命运,就在皇帝的一念之间。

李纲平复了一下心情,决心当面说服高宗不要走。

七月十四日,李纲上朝,很从容地奏道:“近来朝廷对外经营两河,对内修治政事,都已逐渐就绪。惟独陛下将巡幸何处尚未定,中外人心不安。中原者,乃天下形势根本,一离中原则人心摇、形势倾矣!假使今冬无虞,陛下还阕,天下之势遂定。而今外界议论纷纭,都说陛下将巡幸东南。果真如所言,臣恐中原非复我所有,还阕无期,而天下之势遂倾,难复振矣!”

高宗没想到,李纲会直截了当地提出这个问题,当场闹了个大红脸,连忙解释说:“只是想送元裕太后(即张邦昌找寻到的废后孟氏)、六宫往东南而已。朕当与卿等独留中原,训练将士,增兵聚马。如此,都城可守,虽金贼亦可灭!”

皇帝如此信誓旦旦,李纲便没二话说,连忙拜了两拜,赞道:“陛下英明如此,虽汉之高祖、光武,唐之太宗,不过如此也!”接着又道:“高祖、光武、太宗皆亲自带兵,披甲胄,冒矢石,天下于马上得之。今日当然不须如此,但陛下车驾不离中原,则将士奋勇,金贼不敢窥伺。经营两河,虽稍劳苦,而后享安逸。倘若取一时之安,后患怎生了得!只是中外臣民未知陛下意图,还请公开告谕之。”

李纲的立论无懈可击,逼得高宗只好答应,向天下臣民表态。有关诏书很快公布在汴京和南京,读过的人无不感泣。

李纲也令有关部门安排元裕太后及六宫去东南的事宜,准备好护卫士卒、粮草和舟船等。

七月十七日,高宗又有旨,表示接受李纲的建议,今冬巡幸南阳,让观文殿学士范致虚去知邓州(今属河南),负责修理城池、宫殿。又安排了粮草储备事宜,似乎是万事俱备的样子。随后,高宗又任命黄潜善之兄、户部侍郎黄潜厚为巡幸提举。此后,皇帝巡幸南阳的准备工作也就加紧开展起来。

如果事情就此发展下去,高宗立足南阳,作为恢复中原的前进基地,倒也可能有一番大作为,即使比不上汉光武帝,其历史地位怕也要超过那位兵败后坐了驴车逃跑的宋太宗。

可是,皇帝自有皇帝的价值观念。谁也想不到,七月下半月时,高宗忽然下了一道手诏,说要巡幸东南,以避夷狄,令三省和枢密院共同写一个准备方案上来。

这可真是晴天霹雳!连皇帝也可以说话不算数。

谁不知道东南好?但是现在不是去享受的时候,而是得先想法保住残存的江山再说。

可是皇帝不是这样想。他想的也许是:反正鸡一时还死不光,就先放开手杀鸡取卵吧!做人、特别是做了皇帝,不图快活图什么呢?所谓的“为民”、“保国”等等,不就是一些千年的套话么?——孺子不可教竟至于此!李纲也狠了心,断然扣下了手诏不发,写了札子,极言不可去东南。

他说:“自古中兴之主,起于西北,则足以据中原而占有东南,汉光武、唐肃宗是也。起于东南,则不足以复中原而占有西北,晋元帝是也。因为天下的精兵健马,皆出于西北,一失西北,兵马无所取之。且金人将乘机扰我陕西,盗贼蜂起,朝廷号令不行,精兵健马全都白白留给了金贼。加之道路梗塞,人心惊溃,陛下虽欲还阕而不可得,更何况治兵取胜、迎还二圣哉!惟有南阳,汉光武据以中兴之地,山高城坚,四通八达,可暂时驻跸。待度过冬春,两河措置就绪,即可还汴京。此为最佳之策!”

高宗看了札子,无话可说,派人从李纲那里取回了巡幸东南的手诏,叫李纲与执政再商量一下。

高宗为什么会忽然变卦,这成了一个千古谜案!

他的变卦是南宋初期战略取向的一个重大转折。其后,“恢复大业”虽经几代人努力,终成泡影,仅仅为南宋的豪放词人提供了无尽的抒情素材而已。

后人多半把高宗的变卦,说成是李纲的恢复计划中“迎还二圣”的字样刺激了他。为了避免二圣归来后他自身地位的尴尬,所以最终选择了对金妥协。但我以为,这个问题在此刻尚不成为一个问题。有关的史料记载上,没有任何一个疑点说明这时的高宗已很忌讳“迎还二圣”了。

而且,如果高宗真的使南宋强大到能够“迎还二圣”,那么他作为中兴之主,在全国军民的心目中必定威望空前。两位丧权辱国的战俘皇帝即便归来,也不具备重新登台的民意基础。徽宗误国,自身早就无意于皇位;钦宗失国,大宋人无不耿耿于怀。这两人有什么资本能威胁到打败了金人的高宗?

所以,这期间高宗在发出了巡幸南阳的公告之后,又不顾信誉公然变卦,显然是价值观起了决定作用——他根本就不想做一个雄才大略之主。在东南繁华之地,当个半壁河山的皇帝不是也很舒服么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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