长崎夜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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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轮圆月映在水中,水波又把月影揉碎。微波荡漾,光和水仿佛在嬉闹。

“就在这儿分手吧。请上船。”一个年轻的小伙子说道。

“实在太感谢了!”连理文说得很慢,他的日语还不熟练。

跟他并肩站着的小伙子提着灯笼,灯光照在岸边的一艘小船上。“照顾不周,还请包涵。”小伙子微微低头行了个礼。

“正助,你这么年轻,就有这样的成就,真了不起!”

“连先生,你的日语进步多了,说起客套话来也进步多了。”

“哈哈哈……是吗?”

“毕竟你来日本还不到一年呢。”

“那咱们就再见了。”连理文说完上了船。

远处的海面上,依稀可见唐船[1]的黑影。船夫静静地摇着桨,小船在不知不觉中离了岸。站在岸上送行的小伙子把灯笼举过头顶,灯光清晰地映照出他长长的脸,上头还残留着少年的影子。他叫大久保正助,虚岁刚刚二十。

唐船一靠近,小船上的连理文就摘下包裹着的头巾,辫子松弛地垂落在他背上。唐船似乎早就知道他要到来,从甲板上垂下一条绳梯。就这样,连理文在萨摩的坊津海面坐上了开往长崎的唐船。

这是一八四九年的事。日本的年号是嘉永二年。这一年,从清国开往长崎的贸易船有八艘,其中第七号船在天草失事了。连理文在萨摩海面搭乘的是第四号船。在德川幕府闭关锁国的时代,从清国开往日本的交易船必须持有证明,即所谓的“信牌”。第四号船的信牌上写着“李亦圣”,船主是钮心园,但实际上船主是厦门金顺总号的老板连维材。七年前鸦片战争结束后,清国被迫接受了《南京条约》,五口通商,而在那之前,就像当时的日本只把长崎作为对外窗口一样,清国只有广州是贸易港。之后,金顺记主要在香港和上海拓展业务,总店形同虚设。连维材的四儿子理文原来在上海,去年他主动要求去琉球。

“哦?想去一年看看?也好。”连维材答应得爽快。

其实,理文想去一个陌生的地方忘掉一切。他结婚才一年多,妻子突然病逝了,他的内心创伤极深。琉球的工作很艰巨,而这正是理文所渴求的。

萨摩的岛津藩早就把琉球置于自己统治之下,并通过琉球和清国交易。所谓的“交易”,即琉球作为清国的附属,接受清国的册封,并向清国朝贡。当然,这是得到幕府承认的。原则上,和清国及荷兰的交易只能在长崎进行,而且必须通过幕府的垄断机构——长崎会所。但在日本各藩中,只岛津搞对外贸易,拥有从清国进口的“唐物”。文化七年(1810年),岛津迫使幕府准许其在长崎出售唐物。起初,在货物品种上有限制,但岛津硬是扩大了品种。岛津之所以如此具有威慑力,是因为手中有一张王牌——“这是为了帮助琉球,如果不这么做,琉球就会脱离日本。”对此,幕府不得不让步。

总之,岛津充分利用参加长崎会所的特权,不,应当说,是最大限度地利用了这一特权,起初只是买卖琉球的朝贡贸易品,后来也偷偷从事其他对外贸易。倘若其他藩私藏唐物被发现,幕府立刻就会怀疑其走私,这有可能导致其倾家荡产。但岛津藩只要一说“这是琉球的朝贡贸易品”就万事大吉了。可以说,这是岛津藩最完美的护身符,由此,既保证了贸易品来源之合法,又可以拿到合法市场——长崎会所上出售。

当然,走私贸易不会有正式记载,但琉球搞朝贡以外的贸易,圈里人心知肚明。唐船在琉球停靠,出售唐物,购买被称为“俵物”的海产品。不过和长崎不同的是,在琉球交易不需要那个麻烦的信牌。后来,唐船扩大范围,甚至出现在了萨摩的海面上。由于和岛津贸易有利可图,很多持正式信牌的唐船在开往长崎前,都会先在萨摩海面或近海各岛处理一部分货物。有的唐船进入长崎时几乎是一艘空船。

岛津藩的走私对象主要就是金顺记。连理文去琉球也是为这事儿。另外,他还担负同萨摩谈判的重任。岛津藩琉球馆的大久保利世,就是对方的负责人之一。理文和他的儿子正助成了好朋友。

按惯例,四号船会在坊津卸下和岛津交易的货物,然后开往长崎。连理文有事要去长崎,于是决定乘坐这艘船。为他送行的青年正助后来成了大名鼎鼎的大久保利通[2],而当时,正助在岛津藩记录所担任见习文书。

四号船甲板上锣鼓喧天。为庆祝安全抵达,举行这种热闹的仪式已成为惯例。唐船先在港外下碇,等候长崎衙门处理。不一会儿,岸边划出几十只小船,给唐船拴上缆绳,将其引如港内。入港后,唐船再次下碇,锣鼓再次响起。等锣鼓声停,长崎衙门的检查官和通事们便登上唐船。他们把写着禁令的木牌挂在桅杆上。禁令是以日文写成的,由通事译成汉语,念给船上的人听,主要是关于天主教的事。

念完禁令就是办入境手续,即检查信牌、货物单和花名册。连理文是在萨摩海面上船的,但花名册上写着他是从清国上船的。货物单是开船之前就做好的,去掉了给萨摩的货物,这就需要事先和岛津当局商谈交易数量——这也是连理文的工作之一。

出示证件之后,就是那个有名的“踩圣像”考验,通过者才可上岸,但上岸后不能在街上随便走动。荷兰人在出岛,中国人在唐人坊。其实,元禄以前,中国人和日本人在长崎是杂居的,这或许是因为中国人不太信天主教,幕府比较放心。不过,这直接导致了私人间的秘密交易。再加上康熙帝对耶稣会采取宽容政策的消息传到日本,幕府提高了警惕,开始关注中国人和天主教的关系。

唐人坊建于元禄二年(1689年),位于长崎十善寺御药园地(幕府的药草园),面积为九千三百七十三坪[3],比荷兰人居住的出岛(不足四千坪)宽敞多了。荷兰人把出岛称作“远东监狱”,因为他们一步也不能离开;中国人若要参拜寺院,在官吏陪同下,还是可以走出唐人坊的。

虽然外国人被圈在一个地方,但他们可以叫妓女进去,以解在异国的寂寞。长崎丸山的妓女分为“挣荷兰钱的”和“挣唐人钱的”。海上航行艰苦劳累,要说有什么愉快的事,那就是玩弄玩弄妓女了。“踩圣象”一结束,商人和水手都露出了喜悦的神色。经常往来这条航线的人大多有各自相好的女人,有些船主甚至还有“长崎老婆”。

连理文兴致勃勃地朝唐人坊走去。他是初次到长崎,自然没有相好的女人,令他激动的是他知道哥哥哲文比自己早一步到了唐人坊。连哲文比连理文大两岁,他已脱离家业,专心从事绘画。半年前,他从宁波乘坐以“郑朗伯”的名义领取信牌的第一号唐船来到长崎。原则上,商人、船主和水手只能在长崎留居数月,然后乘原船返回。但有的中国人是受长崎地方长官的非正式邀请而来的,他们可以长期居住,比如某些医生、画家、文人和僧侣。据说哲文是因为听了同行画家的介绍才产生了来日本的念头。他毕竟是艺术家,喜欢四方云游。他曾一度待在苏州,但就连近在上海的理文也很难见到他。

“已经三年没见面啦。”在去往长崎的船上,理文扳指一算感叹起来。他上就要三十岁了。一想到年龄,脑中就会浮现亡妻的面容。妻子面孔修长,身材苗条,到死都没失掉孩子气。对,她长得很像正助。在前往唐人坊的路上,理文终于发现了自己对正助怀有好感的原因。在鹿儿岛,他和正助的朋友也有来往,他们类型各不相同,比如一个叫西乡吉之助(西乡隆盛)的青年,身材魁梧,性情稳重。理文虽觉得他是个有为青年,但总觉得不如正助亲切。跟正助分别时,理文曾把魏源的《海国图志》送给他。正助翻看了几页,低声道:“我想让吉之助也看看。”《海国图志》是鸦片战争后不久,魏源根据林则徐提供的资料所写成的。在书中,魏源叙述了世界形势,并主张中国必须推进近代化。确实应该让西乡吉之助这样的青年读读这本书,不过理文只想到了要送给大久保,而没想到西乡。

唐人坊亦称“唐人馆”,中国人也称其为“华馆”,境内称为“馆内”,直到现在日本还留着“馆内街”的地名。华馆四周围着七尺[4]多高的砖墙,墙外掘出六尺深、六尺宽的壕沟。华馆的大门被称为“一门”,里面有官吏值班室和交易所,跨进“二门”才是被称为“唐人本部屋”的居住区。

已有三艘唐船进入长崎,馆内居住着有四五百名中国人。二门旁站着二十来名同胞,大概是来接人的。理文以为哥哥会在里面,但看了一眼发现没有,正准备往前走,忽然听到有人叫他。

“喂!在这儿!在这儿……理文,你发什么呆呀!”

理文顺着声音再次看向二门旁。“啊,三哥!”他惊诧地睁大了眼睛。

从人群中走出来的正是哲文。理文刚才没有认出他是有原因的——哲文发型变了。清代的中国人都是剃去前半个脑袋上的头发,将后半个脑袋上的头发梳成辫子,像理文这样在日本待了近一年的人,大多会用头巾遮住脑袋。而哲文却蓄了满头黑发。理文不觉从侧面瞅了瞅,哥哥脑后已没了辫子。

“你脑袋怎么啦?”

梳辫子是满族风俗。满族统治中国后,将自己的风俗强加给汉族。这种强制非常彻底,即所谓的“留头不留发,留发不留头”。理文自然对哥哥感到讶异。

“当和尚不就没事了!”哲文笑了。

满族信佛,尊敬僧侣,准许和尚剃发。因此,清初不少大汉民族主义者为抵抗这种奇异的风俗,便出家当了和尚。不过哲文剪掉辫子后又开始蓄发,整个脑袋长着三厘米长短的头发。他似乎还有点担心,边走边不时摸摸脑袋。

“你真出家了?”理文追问道。

“当然。这不是真和尚头的声音吗!”哲文用拳头敲了敲脑袋,不辨真假地笑道。

“那……找人起法号了吗?”

“法号?嗯,有,九曲。”

“哈哈哈!”理文也笑了。

哪里会有这么奇怪的法号!哲文的雅号是九曲山人。福建武夷山中有处九曲名胜,大儒朱熹曾作《九曲歌》。连家兄弟幼时常跟随父亲去武夷山临溪寺玩,还背过《九曲歌》。

“不说这个了。”哲文把手放在理文肩上,“走吧,你也累了,屋里备了酒菜。”

理文感受到了从哥哥手心里透出的温暖。

屋子里,一张红漆圆桌,三把椅子,兄弟俩相对坐下。哲文背后有一张山水大屏风,理文一看就知道是哥哥画的。他虽不会画画,但有着表现美的愿望,纵使不知道如何表现,但一看哥哥的作品,就深深地产生了一种奇妙的共鸣:“这正是我心中所想啊……”

三年没见,自然有满腹的话要说,但千头万绪,反而不知从何说起了。理文本想问问父母的情况,但一想哲文在来日本之前都没见过父母,而自己一年前见过父母,要问也应该是哥哥问自己。

“咱俩谁的日本话说得好?”理文还未开口,哲文先说道。

“哎呀,这怎么说呢?”

“要不,现在我们只说日语。我在日本待了半年,你待了一年。”

“长一倍。”

“不过,待得长不一定就说得好,总之比比吧。找个女子给我们当裁判。”

“女的?”

哲文并未回答,回头用日语道:“袖若,你过来。”

屏风后走出一个年轻女人。

“这是我弟弟理文。怎么样,很像我吧?”

这个叫袖若的女人坐下来,笑道:“到底是兄弟,一眼就能看出来。”

哲文告诉理文,袖若是引田屋的妓女。理文在日本待的时间长,对日本妓女的情况有所了解。在萨摩时他便听说了长崎妓女和清国商人殉情的故事。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,但人们依然津津乐道。还有一个故事,说的是文人船主江艺阁和妓女袖扇生了一个孩子。理文一说这事,哲文佩服道:“了解的不少呀,这事也传到萨摩了?”

“江艺阁是名人,萨摩和长崎会所又有联系,自然知道一些。”理文道。

有些人在本国默默无闻,但在日本众所周知。画家伊孚九和文人江艺阁便如此。据说赖山阳[5]想见江艺阁,特意来到长崎来,结果唐船未到,二人没见上面,但也传为了佳话。当时,赖山阳叫来跟江艺阁相好过的妓女袖笑,还做了几首戏诗。不过,袖笑和袖扇并非同一人。引田屋的妓女大多以“袖”为名。引田屋又名花月楼,长崎的中国人称其为“养花山馆”。

袖若弹起了三味线。

在日本待了一年的理文已经习惯了这样的气氛。萨摩人的习惯是跪在榻榻米上的,这令他苦不堪言,而在唐馆坐的是椅子,他觉得舒服多了。他凝视着袖若的手,那拿着拨子的手白到令他头晕目眩。他只看手,因为看袖若的脸使他感到痛苦。

哲文曾爱过一个叫清琴的女人,但她同诗人龚自珍殉情了。那是八年前的事。袖若的脸乍看没什么,但越看越像清琴。“莫非……”一想到哥哥的情感遭遇,理文就难过起来。他的妻子也去世了,因而很理解哥哥的心情。

袖若弹着三味线,用清脆的嗓音唱着小曲,这期间,酒菜已经上齐。一个半老汉子跟在仆役后面走进来道:“今天的菜是特别做的,最近我也会做几样拿手菜啦!”他是唐馆的厨师。唐船上的厨子、杂役,一上岸就变成了唐馆里的厨子、杂役。

酒一上来,话匣子就打开了。袖若或许是意识到了自己的工作,一直说个不停。她说到了比自己大二三十岁的袖扇和袖笑的传闻,也说了从前辈妓女和鸨母那儿听来的旧事。“从前和现在可不一样啊!”在长崎,不管谈什么,似乎都要以此为开场白。

长崎作为交易窗口,但如今,贸易已经衰落了。一百六十年前,唐人坊建成时,这里常住着五千唐人,最多时甚至过万,十分热闹。现在超过五百人的时候都很少,秋季唐船一走,就只剩几十人了。这主要是因为贸易发生了变化,这一点连妓女都知道。

在长崎黄金时代,日本主要出口铜。清国铸铜钱,但国产的铜不够用,所以从日本大量进口。铸币是政府的事,采购原料自然也是国家行为。进口商经政府特别许可,有了“办铜官商”这样威严的名字。他们一般都和本国官僚有着密切联系,是所谓的“御用商人”,与周围小商人之流大不相同。日本出口铜的代表是兼营铜山的泉屋,这是住友家的店号。元禄时代可说是出口铜的高峰时期,当时每年运走的铜有时超过七百万斤[6],而现在呢?最多也就五六十万斤。当时清国的铜价猛降,由于购买鸦片,白银大量外流,因此银价上涨,铜价下跌。在很长一段时间内,一两银只能换八百文铜钱。

如今,一两银能换二千文铜钱,铜对商人的吸引力也就减弱了,于是以干鲍鱼、干海参和鱼翅为代表的海产品,即“俵物”代替铜成了对清出口的主要商品。但俵物毕竟不能完全替代铜。贸易减少是不可避免的,长崎经济也就衰退了。酒楼和妓院之类的地方对市面行情最是敏感,妓女懂点经济知识并不奇怪。

袖若按自己的理解,说了一通长崎的今昔盛衰。

“你知道的事情真不少。”哲文半开玩笑道。

“说得真好。”理文也夸道。

袖若的话单刀直入,简单明了。“这都是从大人物那儿听来的。”她说道,“不知好日子什么时候能再来呀。客人们都在发牢骚,说是萨摩搞的鬼,什么事都不好办了,真的……”

“萨摩?”理文不觉顺嘴说了句。

“咦?听起来令弟的日本话带点萨摩口音呢。”

“没有,我朋友中有萨摩人。”理文慌忙回应道。

俄而,袖若起身离开。她是当红妓女,还要去另一位客人那儿。

管弦旋律一消失,房间突然安静起来,不过这氛围倒是很亲切。房里只有兄弟二人。哲文大概是考虑到,兄弟俩毕竟阔别三年,重逢时有女人和歌声,气氛会更融洽,因而才这样安排的吧。桌上的菜没怎么动。

“吃点吧,不吃厨子会不高兴的。”哲文拿起筷子。

“是呀,他还特意跑来打招呼。”理文将匙子插进鲍鱼汤里。

“萨摩的名声不佳呀。”

“在长崎似乎确实如此。”

“太霸道了。跟我们家的金顺记一样。”哲文虽不问家业,但对父亲的性格和那反映父亲性格的金顺记的本质一清二楚。

“不是霸不霸道的问题。”理文是金顺记里的人,他带着辩解的口吻道。

“那倒是。光是霸道怎么行!你说,萨摩这样下去能行吗?”

“哥哥是画家,对这种事也有兴趣?”

“当然。对女人、对世上的事,我都有兴趣。若对什么都没兴趣,就画不了画啦。如果不比一般人更有兴趣,就画不出真正的好画。至少我这么认为。”

“我觉得萨摩可以的,长崎也就发发牢骚,谁也不敢公开反对萨摩。”

萨摩进行走私贸易,这是众所周知的。他们不仅在琉球和萨摩海面上收购唐物,还在日本各地采购俵物。幕府采取垄断政策控制对外贸易,拿俵物来说,日本百姓甚至禁止食用所谓的俵物“三品”——海参、干鲍鱼和鱼翅。讽刺的是,岛津藩却在北海道和北陆一带偷偷收购俵物,有时甚至装作外国船只。他们把这些俵物运到琉球,主要卖给金顺记的唐船。所以,落到长崎会所的俵物数量少,质量也差。而没有信牌的船经过琉球时,就先把运送的俵物廉价上市了,要是特意运到长崎就不划算,因而来长崎的唐船也减少了。

“这么说,日本要变了,可能还很重大,如果萨摩有能人的话。”哲文道。

“有!”理文立即道,“萨摩只缺财力,不过,现在似乎也有了。”

“那恐怕也是靠我们金顺记吧。”

“不,没有金顺记,也会有别人和岛津做生意的。”

“这就是时代的潮流吧。”

“对。”理文使劲儿点点头。他想起了大久保正助和西乡吉之助。

掌灯了,屋子里洋溢着更加亲切的气氛。哲文随手斟上绍兴酒,一口喝干,道:“不仅日本,我们国家也要变啊!”

“十年前的鸦片战争起不就变了吗?过去广州一口通商,现在五口了。”

“那只是表面,今后连内部……嗯,五脏六腑都要变。”

“是吗?”

“来日本前,我去了趟广西。”哲文换了话题。

理文第一次听说此事。算算时间,应该是半年前,当时他正奔走于琉球与萨摩之间。父亲虽常对其指示工作,但并未谈及家中情况,而哲文在外漂泊,四处游走是常态,自然也不会有人特意告诉理文他的行踪。

“桂林吗?”

桂林作为广西著名的风景胜地,有着“桂林山水甲天下”之美誉,和庐山、黄山一样,这也是画家有生之年必去之地。哲文去桂林,一点儿也不稀奇。

“桂林是顺便去的。”

“顺便?那你去什么地方了?”

“桂平。”

“桂平,好像听说过,在桂林附近吗?”

“离得很远呢!”

“风景好吗?”

“有个西山……其实是因为西玲在那儿,我是受父亲之托去请安的。”

“原来如此。”理文点了点头。

西玲这个名字,在连家是要避讳的,在母亲面前更是不能提,因为她和父亲有着特殊的关系。连维材能够创建金顺记这样的大店铺时,得益于白头夷富罗斯的资金援助。

所谓“白头夷”,是指巴斯人,他们很多至今仍住在孟买一带,在印度金融界拥有庞大的势力。他们本是住在波斯的拜火教徒,因拒绝改奉回教逃到国外。他们是天才的金融家,在十九世纪的世界经济舞台上曾非常活跃。广州也有不少巴斯人。富罗斯同中国女人生了个女儿,就是西玲。他死后,连维材抚养起了恩人的女儿,但不知何时起,他们有了非同寻常的关系。西玲个性强烈,不闹点事儿出来就不安心。然而鸦片战争期间,她失去了挚爱的异父弟弟,又遭到了英国兵的凌辱,就此变了个人似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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