武力压制下的武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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连理文虽然身在归元寺,但对岸武昌城内发生的事都已大体了解,因为谭七经常来归元寺。

太平军紧闭城门,确保浮桥,控制了武昌和汉阳。清军在武昌城外洪山一带扎下营寨,伺机反攻。清军兵力主要集中在武昌东郊,西岸的汉阳,气氛还不是那么紧张。

“还是汉阳好哇!可以悠闲自在地喝酒。”归元寺里,谭七喝着酒笑道。

“武昌没有酒吗?”

“有,有的是。”谭七噘嘴,“可是,在那儿心烦意乱。”

“因为洪山还有清军。”

“是啊!不过,一个劲儿地说教,没法心不烦,意不乱,酒喝起来也不香。”

“原来是这样。”理文苦笑。

“每天都讲道理,喘个气儿都不敢大声。真是……”谭七说罢又喝起酒来。

太平天国建国原理是基督教,向武昌群众宣讲教义称作“讲道理”,即说教。在到处都在说教的城市里喝酒,当然喝不出什么味儿来。

“到底死了多少人呀?”理文问道。这是他最想知道的事。

打仗总要死人,武昌是大城,社会上就有了不少传言,最初说是十几万,后来不知怎的,又变成几十万了。

“谁也没数过,罗大纲说一万多,翼王说有两万。”谭七呷了一口酒。

“这么多!”也许是汉阳流血太少的缘故,一听这数字,理文心里刀绞般难受。

“大多数是自己寻死的。”谭七道。

“这我也听说了。”

太平军打进来,武昌城内一片恐慌。尽管在太平军中三令五申“杀尽官吏,不伤百姓”的原则,但老百姓并不知道。被包围期间,清军官员将士一直说:“长毛没长人心,他们信奉夷狄之教,活吃小孩的心肝。他们要是打来,你们统统都得死。”他们是为了威胁老百姓协助自己打防守战。这种威胁性的宣传很厉害。

太平军一进武昌,就释放了监狱里的所有囚犯。囚犯中有的是因政府无理迫害而坐牢的,但也有不少是真正凶恶之人。他们熟悉当地情况,太平军挨户搜查时,用他们当向导。百姓一看到这些被放出牢笼的“黑手党”,胆战心惊。这些人原来只是当向导,可是慢慢地很多人开始肆意搜查,甚至抢夺财物。不少百姓竟因此更加相信官府的宣传,认为这世道人已活不下去了。《湘军志》上记载说:“绅民妇女悬梁投水者数十万……”官方记录主要也是说自杀的人很多,很少说太平军暴虐行为。

占领武昌两天后,杨秀清发出了“不准杀人”的命令,意思是即使是官吏、官兵,也不能随便杀。这表明,太平军已经做出了某些改变。当天,杨秀清还发出另一道命令:城内百姓统统要拜上帝!道教中常使用“上帝”这个词,但此上帝非彼上帝,大部分百姓只是通过政府的宣传知道长毛贼信奉外国的神,但根本不知道上帝为何物。

“他比天还要大,是我们的父亲,名叫耶和华。”

传教者不得不从头讲起,即所谓的“讲道理”。这种说教在武昌的各个角落进行着。“讲道理”的中心在武昌长街的阅马厂。那里搭起了一座高高的讲台,台上常有三四个宣讲人在向居民宣传天父、天兄教义。宣讲人当中一定要有一个妇女。他们轮流宣讲解释天道,有时还在台上互相进行问答。听众是受强制才来的,他们与宣讲人总是不合拍。

街上还飘荡着尸臭味,杨秀清开始做居民登记的工作。

最初是十人编为一馆,后来二十五人一馆。“馆”是种民兵组织单位,油、盐、柴、米都通过馆来配给。按照太平军的方式,妇女单独编馆。

听“讲道理”是以馆为单位的,所以不去参加是不行的。尽管宣讲人不遗余力,但毕竟不是专门的传教士,无法讲得很到位。有时他们的热情也会引起人们的共鸣,但更多的时候,是反感,只是听众不敢把流露出来罢了。

文献记载,十二月十一日,太平军占领武昌的第八天,在强制到阅马厂听讲道理的人群中,有人大声喊道:“诸位,听我说!他们说的天父上帝是夷狄妖神!什么天兄耶稣,不过是夷狄的骗子!不要听他们这一套胡言乱语!”说到这里,那人被太平军的士兵堵住了嘴巴。

后来据了解,那人姓马,是汉阳一个生员。所谓生员,是科举童试及格的人。当了生员之后才有资格参加乡试,乡试及格就成为举人,取得会试资格。生员级别最低,人数很多,洪秀全连生员资格也未取得,所以还只是个书生,不过书生在社会上也还是颇受尊重的。

那人被带走后,一个汉子登上讲台。此人不是别人,正是东王杨秀清。讲台上原有的三个男女宣讲人,跟东王说了几句话,慌忙下台去了。

“侮辱天父、天兄的人,要让大家看看会有什么下场!”杨秀清道。

当场举行了处刑。

“听说他姓马,就让马来收拾他吧!”

在场的人很快领悟了杨秀清话中含义。

当时军队装备主要是马,阅马场除了马厩外,还附带一个相当大的广场。阅马是检阅马,若有士兵骑在马上,就是阅兵。湖北提督阅兵,场地就是这里。

空地上牵来了五匹马。马的尾巴在一起,脑袋朝不同方向,组成一个圆阵。那个生员的脖子、手腕、脚脖子上,都缚着绳索,绳子另一端,系在五匹马的鞍子上。“五马分尸”这个词儿在群众中有人听说过,但没人实际见过。

“谁把脸背过去了!”士兵大声怒吼着。

不看还不成,背过脸去的人说不定什么时候也会被拖向刑场。鞭声响后,绝大多数人条件反射似的闭上眼睛,只有少数胆大的人看到了那血腥的一幕。当人们胆战心惊地睁开眼睛时,只见向南奔去的那匹马,拖着一个人的脑袋。有人止不住呕吐起来。

“侮辱天父、天兄的人,下场就是这样!”杨秀清大声喊道。

不到半天,武昌城中所有人都知道了这件事,而理文和新妹是第二天从亚仙口中得知的。亚仙当时并没有在现场,她也是听别人说的。

“今后大家会老老实实地听从太平军的命令了吧!”亚仙道。

“老实听从,也不一定好呀!”新妹听到这事,受到很大震动。她想:即便当初一时忍耐留在太平军,恐怕也会因这次五马分尸的事而离开。

上帝会的理想不该依靠恐怖强制的行为来实现。

“不过,武昌官吏以前说了太平天国许多坏话,散布了许多谣言。人们对这些话至今仍半信半疑,要不给点厉害让他们看看,他们会小看了咱们的。”亚仙对五马分尸并不抱否定态度。凡涉及上帝信仰的事,亚仙是女营中最积极的一个。她甚至认为,为了保护信仰,可以不择手段,妖人政府对天国兄弟们施加的酷刑,可不比五马分尸轻!

“怎么会这样呢?”新妹用稍带怀疑的口吻说道。

亚仙立即激动地说道:“这可是你死我活的关键一仗啊!我们不打垮对方,对方就要把我们打垮!”

“这个我明白……”新妹本想说的话,一看亚仙那燃烧似的眼,终于没有说出口。

归元寺北面有个名叫古琴台的小山冈,山冈上的楼阁正对着西月湖。古琴台别名伯牙台。伯牙是春秋时代操琴的名家。他有个朋友叫钟子期。钟子期常来听伯牙弹琴。钟子期死后,伯牙便再不弹琴,因为真正能懂自己的,只有钟子期一人。是以后人在哀叹知己死去之时,都会用到“伯牙绝弦”这个成语。相传这古琴台,就是当年伯牙弹琴、钟子期恭听的地方。

新妹把亚仙领到这座山冈上,在西月湖上泛舟。亚仙带来的消息,给新妹心中罩上一片阴云,而亚仙却认为这样做是理所当然的。

“这是打仗!本就是你死我活的事!为了胜利,什么都可以干!”亚仙反复重复这句话。

没错,亚仙是在打仗,但新妹已经置身战场之外了。新妹想,自己对太平天国抱着批判的态度,会不会和远离战斗行业有关呢?“以后问问理文吧……”她现在凡事都有个人可以商量,这是一种幸福。

在要求居民进行登记的同时,杨秀清又创办了“进贡公所”,接纳武昌居民捐献的财物,有金、银、铜钱,以及粮食、鸡、鸭等食品,还有茶叶。据说人们都争着去进贡公所。

“是自愿的吗?”新妹问道。

“不都说了是争着去捐献的吗?”亚仙答道。

“不是自愿去的吧?”

“那肯定啊,武昌人还没有信奉上帝嘛。光凭几次讲道理,那是办不到的。给进贡公所送去东西,就发给纸条。只是想得到这张纸条吧。”

“纸条?收据吗?”

“就是那个。”

这种纸条称作“执照”。有了“执照”,就可证明对太平天国是采取合作态度的。这些捐献物品当然全部都归入圣库。太平天国不准私有财物。捐献物品数量相当多,武昌政府遗留下来的物品也不少,其金库和仓库几乎原封不动地落入太平军手中。

在长沙,湖南巡抚张亮基和布政使潘铎毫不吝惜地给将士大发奖励,包括粮食和钱财。

待在衡州的湖广总督程矞采对此很不满。程矞采长期担任地方官,最小心谨慎的就是处理公款,他一向尽量减少公款开支,起码在职期间会平安无事。从地方官失败的事例来看,要么就是中饱私囊,要么就是利用职权挥霍公款。公款使用的审查是最容易的,而业绩如何,评价起来往往极其困难查。

他曾在给张亮基和潘铎的信中提出:“花钱不可太滥!”潘铎在回信中说:“长沙若落于贼手,官库钱粮将统统为贼所有。由此看来,我现在不过是用贼之钱来增强长沙的防御。”程矞采认为这是“歪理”,因而大为不满。但官库属布政使管辖,他无法做更多干涉。他身为总督,统管湖北、湖南,担心湖南这种坏风气会传染湖北,于是给湖北的常大淳写信。常大淳和他性格相似,在太平军围攻武昌时,他没有任何增饷、发津贴之类的措施。不仅公款,就是粮食、武器、弹药以及铜、铁等,也是节约再节约。当然,这些认真节余下来的东西最后全都落入太平军手中。

太平军的领导人决心继续前进。在武昌获得的大量军需物资,足以维持远征。

虽然长驱论已无争议,但朝哪个方向前进,又出现两种意见,北进论和东进论。北进论主张继续北上,席卷中原,一口气打入妖人政府心脏北京,致敌死命。赞成这一主张的人想乘势速战速决。另一方主张东进的人认为,以十万带有老弱的军队,向风土人情不同的北方进攻,十分危险。他们主张下长江,取南京,养精蓄锐,再出兵北伐。亚仙来找理文,就是想就这个问题征求他的意见,同时也具体地向他问问上海洋人方面的反应。

“我个人认为应当北进。不过,看来东进已大体上决定了吧?”

通过居民登记,包括编“馆”的人数,太平军已有五十万。攻打武昌时是十万人,增长了四倍。若说太平天国生于金田村,在永安形成骨架,那么可以说,在武昌是长了肉,当然,其中有不少是赘疣。太平军基本的战斗力量来自广西兵。他们长在南方,难以适应寒冷气候。太平军的特点是轻装,对于在武昌临时征集起来的“馆”军,连发制服的余力也没有,他们仍穿着原来的便服,但不准穿长衣服,据说很多人是用剪子把长衣服剪去一半穿在身上的,南方出身的轻装军队怎么能抵御北方的寒冷呢?

另外,语言也是问题。若北进,就要进入北方方言地区。生活习惯不同,这在长沙已有实例,当时从北方来增援的官军,由于饮食习惯不同,到长沙时已疲惫不堪。太平军在北进时也会发生同样的状况。太平军以前,一边进攻,一边补充物资和人员。现在若从湖北北进,进入河南、河北,那些地方不太富裕,很可能得不到充分补给。相比之下,江南富裕,“两江熟,天下足”,那里是中国的谷仓。跟北方相比,它更接近于广西的风土人情,对于在湖南、湖北参加的人来说,更不会感到不习惯。

“是要我来听取意见的呀。”亚仙道。

“目前河南防守部队很少,他们已慌忙发出命令,从各地调集军队,但军队还在调动中。若现在北进,我认为基本上不会碰到抵抗……要进攻,就得立即行动。”理文道。当然,他早已感到自己的意见不会被采纳。他身在归元寺,但已意识到太平军中的气氛。那里基本上是清一色的东进论,北进论只是少数派。早在广西时,一谈起“打江山”的事,大家就主张“打到南京去!”在岳州和武昌获得了一万多只船,若北进,这些船等于是没有用了。

“不管怎样,我一定转达连先生的意见……好久没跟李大姐这么痛快地玩过了。这古琴台和西月湖太美了!……我又要到那刀光剑影的战场上去啦!”亚仙只待了一天,立即渡浮桥,回了武昌。

就上海洋人的反应,理文忠告太平天国领导人“不要寄予过大希望”。

外国把基督教当作国家的指导思想,洋人应当对太平天国有好感。太平天国中有着这样乐观的认识,但理文对此提出了警告,他让亚仙转述自己的观点。

理文认为,上海的外国商人是基督教徒,但首先是商人,且大多数都和鸦片贸易有关,这一点是不能忘记的。太平天国主张消灭鸦片,态度严厉,不仅吸食鸦片者,就连贩卖鸦片,以及制造、贩卖鸦片烟具者也要处以死刑。若太平天国掌握了中国政权,一定会运用强大的力量来实现这一“国策”。一旦鸦片不能进行买卖了,上海外国商馆的贸易额就会减少一半。这对洋人而言是大问题,即便他们打着基督教的幌子,也不会支持太平天国。洋人在上海居留地拥有治外法权,拥有武装自卫组织。对他们来说,中国政权软弱一些好,但也不能过于软弱到无法维持秩序,因为那样买卖也就做不成了。但是,由一个强有力的政权来严禁鸦片,那就是大大的不利了。北京政府目前软弱之程度正好,是洋人最恰当的合作伙伴。清朝和太平天国的战争若把整个中国卷进战火,上海的洋人恐怕还是会倒向清朝一边的。理文把自己的意见深入浅出地说给亚仙听,但他还不放心,决定写成文字,交给她带走。

“可是,他们不是也拜天父、天兄吗?”亚仙怎么也无法理解。在太平天国中,有不少人像她那样怀有纯洁的宗教信仰,而且根据信仰来行动。

“亚仙真叫人羡慕!对什么都深信不疑。”新妹说罢,叹了一口气。

“太平军肯定是去南京,我们跟在他们后面去上海吧。”理文道。

“太平军已决定东进了吗?”

“没错,九成是这样。”

“现在要往北走,确实很困难。天气还很寒冷……”

果如连理文所料。武昌城内,领导部门在这个问题上早已取得一致意见。

撤出武昌的准备工作已开始进行。为了不致在居民中造成恐慌,准备工作秘密进行。太平军出击了靠近武昌城的黄州、蔡店,黄州知府和副将都跑了,基本上没有发生战斗。这次作战的目的是在于征集财物和船只,也就是为撤走计划做准备。

太平天国在武昌城内设立了“能人馆”,用于收容病人,其实就是医院。当时,广东、广西把病人称作“能人”,因为“病”这个字不吉利。能人馆是太平天国花了很大气力来办的福利设施。太平天国一方面开办能人馆这样的福利事业,同时又搞五马分尸那样残忍的处刑。对基督教的理解,自然也是因人而异。除了能人馆,还设有相当于敬老院的了老人馆和类似文人沙龙的文学馆。另外,文献还有关于设立童子馆的记载。这是太平天国首次在占领的大城市中进行的尝试。

“希望能繁荣兴盛起来!”

天王和东王在领导人会议上说。洪秀全在政治上一向很少发言,偶尔说几句,大家反而很重视。像能人馆、老人馆、文学馆、童子馆等福利事业,都是根据洪秀全的设想而办的。杨秀清更为现实一些,他一方面让武昌城内繁荣兴盛,同时又在底下进行撤走的准备工作。

新年要到了。太平天国制定了一种特殊历法,这一年的新年相当于阳历二月三日、阴历十二月二十六日。一八五三年,即咸丰三年,太平天国称之为癸好三年。这一年干支是癸丑,丑在广东语中读音与“醜”相同。为避讳,所以用了它的反义词“好”字,称为癸好年。太平天国一方面高举拜上帝会的旗帜,排斥淫祠邪教,一方面又盛行这种讲究吉凶征兆的迷信。高层中,有不少像杨秀清那样目不识丁的人,因为不识字,就只好凭字音,如果某个字音给人的印象不好,就改为另外较好的字。拿十二地支来说,“卯”字在广东语中是“无”的意思,于是改为“荣”;“亥”与“害”同音,改为“开”。

快到癸好三年的新年了,武昌的百姓却暗暗担心害怕——天王要“选妃”。洪秀全跟历代帝王一样,要建后官,要选美女。

“令在湖南湘乡原籍丁忧之礼部侍郎曾国藩,团练乡民,帮同办理搜查土匪事务。”

十二月十三日(阳历一月二十一日),北京上谕,到达了长沙,由巡抚张亮基遣使送到湘乡曾国藩手中。这时,武昌已失守。曾国藩在回乡奔丧途中,湖北巡抚常大淳殉职。曾国藩虽接到上谕,但他并没有马上接受的意思。回到家乡只有三个多月,规定的服丧时间是二十七个月,若是过了一年半载,也许他还可以考虑接受。曾国藩起草了一篇奏文,要“全孝道”。早在接到上谕之前,弟弟曾国荃等人就曾劝说他出山,均遭拒绝。听到常大淳殉职消息,他心里动了一动,到门生郭崇焘到来时,他才最后下了决心。郭崇焘也因服丧待在故乡湖南湘阴。太平军从长沙撤围,经过益阳,曾路过湘阴奔岳州。在湘阴没有发生战斗,但郭崇焘亲眼看到太平军的行军队伍,十分愤慨,暗暗骂道:“呸!土匪竟敢用泥巴脚践踏我故乡!”

“你得出来!你说不熟悉军事,可那长毛贼中没一人读过兵书,他们不学无术,却把武昌给攻陷了。以明公之才,相信很快就会精通军事。你说全孝道,可自古以来,在国家非常时期,服丧期间也当从军。你是受了上谕的,有谁会来指责明公!这是本朝开基以来的大乱,要是退回上谕,反会玷污明公声名。还请明公三思!”郭崇焘眼里泛着泪花,敦促老师出山。

“请你们稍等一会儿。”曾国藩说罢,离席而去。

在场除郭崇焘外,还有曾国藩的弟弟国荃。他们都以为曾国藩是进里屋独自思考去了。曾国藩喜欢沉思默想,甚至可以说是有一种“反省癖”,想来这次是要思考更长时间了。但是出乎二人的意料,曾国藩很快就回来了。

“烧掉了。”曾国藩坐在椅子上。

“烧掉了!什么烧掉了?”郭崇焘问道。

“奏稿。”

“啊!”郭崇焘眼里闪出亮光。

曾国藩刚才说过,他已写好了拒绝圣命的奏稿。烧了奏稿,说明他已决心遵圣命。

“可不是容易的事啊!”曾国藩没头没脑地冒出这么一句话。

上谕中有“帮同办理”四字,这并不是辅佐巡抚或总督的意思,而是说具有和他们同等资格来办理事务的意思,曾国藩得到了特殊的上谕,不必说,肯定会拥有比地方官更大的权限。这确实不是件容易的事。

自始至终,曾国藩都面色苍白。

“处理好丧事后,就立即动身去长沙吧。”

接到上谕第四天,曾国藩离开了湘乡。又过了四天,他进入了长沙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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